文明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在汤因比所示范填写的世界各文明比较的表格里，宗教一栏21个文明中有5个空白，即没有填写内容。这或许是出于疏忽，或许是因为不言自明。如果我们对这5个空白一一补足的话，那就是：

（1）安第斯的印加文明，那是以人祭为特色的多神教信仰；

（2）米诺斯文明，宙斯为主的多神教信仰，有活人献祭的残酷仪式；

（3）伊朗的波斯文明，祆教即拜火教；

（4）阿拉伯文明，一神教的伊斯兰教；

（5）西方文明，一神教的基督教。

可以看出，每一个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宗教，却可以离开哲学。哲学与理性不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宗教信仰才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如此的推论意味着，研究文明起源必须关注催生文明的宗教信仰因素。而具体的研究途径有精神的、物质的，以及精神与物质互动的。思想史和观念史视角偏重精神方面的材料，考古学与艺术史视角则偏重物质方面的材料。更具有创新前景的研究范式在于，整合思想史与考古学的思路，尽可能从精神和物质互动方面考察，重建早已经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具有国教性质的原初信仰、仪式和观念。进而通过找出国教性质的信仰和观念，梳理在其观念支配下特定文化文本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过程。

根据英国考古学理论家伦弗瑞的观点，过去的考古学专注于物质，如今的考古学则开始强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会过程及其变化原因。

考古学理论目前的趋势，以及对物质化概念的讨论，同样地也强调物质文化在社会结构与宗教思想发展里的积极角色。(www.xing528.com)

因为宗教涉及的不只是世界观的形成，在大部分的例子里，还加上超自然的概念。除此之外，它也涉及仪典习俗，包括常常在特殊的建筑物（神殿/寺庙）里举行的祭仪，特定的象征器物（如酒器与灯具）、宴会及祭酒用的特殊物质，以及对圣像的敬畏。所有这些习俗都涉及完整定义且特别选取的有形事物。在许多早期社会，这种有形图像具有非凡的力量：它们本身神圣或禁忌的特质有助于信念的永存与增长，许多重要的仪式及最庄严的圣歌吟唱具有亘古不变的特质，也是同样的道理。^[19]

从史前大传统的信仰到文明小传统的信仰，考察其间的继承和演变的内容及形式如何，就成为文明探源视角的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方向。落实到中国文明发生的语境，上文已经作出提示，华夏在进入文明之前的神话文物谱，其核心对象是特殊的物质玉石制成的玉礼器；其宗教信仰的观念基础可称为玉石神话，或可视之为一种史前的拜物教，简称“玉教”。

玉石能够成为崇拜对象，这要归功于文化的符号功能，是符号功能将神圣化的意义和价值赋予物质本身。“如同许多当代的进化认识论学者和史前人类学学者们那样，迪孔（Terrence Deacon）这样的神经学家也能够得出结论说，人类种属所特有的象征性能力足以诠释：为什么神秘的和宗教的取向实际上已经被视为人类文化基本的普遍特性。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事实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化不是富有神话的、神秘的和宗教的传统。”^[20]迪孔作出这样的论断，显然带有强烈的排他性。换言之，人类有史以来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数以千计，其中有文字书写系统的不足十分之一，有哲学体系和形而上思维传统的不到百分之一，而拥有神话思维和圣物系统的比例却是百分之百！

要追问这种符号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则需要诉诸初民的神话想象。研究宝石的人类学家昆兹认为，某些具有美丽外观的石头种类被初民们的想象力魔法化了，从而承载着超自然的灵力、法力，具有保佑和辟邪的功效。^[21]玉石和宝石佩饰的礼俗由此而起。范·胡斯廷引用大卫·里维斯—威廉斯有关人类史前世界观研究的观点，将神经心理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有关人类变换意识状态的能力（指萨满教的“出神”状态，引者注）的理论，应用到对史前宗教的考察中。他认为此类研究为我们今日所能够了解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居住在欧洲西部的人类群体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提供了主要的研究角度。^[22]

有关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艺术和宗教，里维斯—威廉斯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积累下足够的资料数据，目前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料，而是一种激进的反思，即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充分的再思考。在里维斯—威廉斯最新的著作《走进新石器时代的心灵》中，他对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尤其是对卡托·胡玉克遗址的研究。^[23]

里维斯—威廉斯之所以把约发生在距今10000年至5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看成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转折期，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农业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同时，也开始发展出一种复杂的信仰系统，其主要的关注点是死亡。^[24]

范·胡斯廷还认为，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应该留意的一点是，研究者需要尽量避免用当代人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对象：不应该轻易地去区分自然与超自然、物质与精神。这是现代学者的哲学训练所导致的惯常性区分，这样的思考习惯在9000年以前并不存在，或并不明显。“卡托·胡玉克复杂的物质文化显然需要一种更为整体性的观照视角。从这样的视角看去，看到的就不光是少数的艺术性对象和人工制品，而是包括日常的物质生活本身（房屋和其他建筑），它们一定也深深地关联着当时居民的精神。这就意味着，考古学家只有通过当时人留下的物质遗产才能有效地认识精神的和宗教的生活。图像、雕塑和其他人工制品不一定总是象征性的，也可能指向日常的生活空间。”^[25]对9000年前发生在西亚地区的黑曜石神圣化现象的宗教学认识，非常有助于对8000年前发生在东亚的玉石神圣化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尤其是为玉教信仰萌生之后数千年间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历程的理论解说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