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出土白玉器：考古学证据优势

新石器时代末期，经过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一系的文化传播作用，终于第一次将产于西部高原的白玉资源引入中原，并且逐渐成为批量化的进关物资，日益受到中原统治阶层的青睐和追求。从夏代到商代，玉器生产中白玉的使用大体上呈现为数量比重逐步增加的趋势。以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安阳殷墟出土玉器》一书，汇聚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的（除了妇好墓以外）玉器208件（组），用彩色图片和文字说明结合的方式加以呈现。在这208件玉器中，注明为白色、灰白色、乳白色和青白色的玉器共计30件。考虑到有些玉器的白色是埋藏在土壤中受沁的结果，实际用料使用白玉和青白玉者约为20件上下，即所有玉器用料比例的10%。至于这些殷商时代玉器所用玉料的来源问题，一般认为有部分来自新疆和田玉，但是围绕此问题的学术争议，迄今还没有形成定论。到西周时代，则基本完成了中国玉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变，即以地方玉材料为主的就地取材的非白玉时代，到以新疆昆仑山和田白玉为主的西玉东输时代，或称白玉独尊时代（图13—14）。

图13—14　2015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勾连云纹白玉环

（摄于首都博物馆）

以《周原玉器萃编》一书为例，著录的160件出土的西周玉器中，注明白玉的为31例，注明青白玉（包括灰白、黄白）的为29例，合计为60例，占比为37%。

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张家坡西周玉器》一书的资料为据进行统计，笔者对该书所收录的玉器474幅彩色照片作目测分析，统计其中玉器用料为白玉和青白玉者150件，占比约为31%。这两个数据，一个出自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村一地的西周中期以来贵族井叔家族墓地，一个为整个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至晚期的玉器，合起来大致能够代表陕西境内的西周高等级墓葬玉器的用料情况。对照以殷墟妇好墓玉器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情况，白玉和青白玉都相对较少，可知周人在用玉颜色上，白玉所占比重已经大大超过殷商时期。这也是《穆天子传》所反映的一种真实情况：周人起源于西北，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逻辑看，周朝统治者要比商朝统治者更加关注并接近昆仑山玉石资源地。

具体分析出土白玉玉器的周代墓葬或遗址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墓葬或遗址等级较高，绝非一般的人所能拥有。在《周原玉器萃编》中我们选择3件具有代表性的白玉玉器来举例。其中，1980年岐山县王家嘴村西周二号墓出土花冠玉鸟佩，“白玉，洁白无瑕，晶莹鲜润，透明感强，通体磨光，圆雕作品”。^[83]再如，1980年扶风县召陈村乙区西周建筑基址出土白玉蟾佩，“白玉，半透明，色洁白，玉质晶莹鲜润”。^[84]又如，1992年扶风县黄堆村二十五号西周墓出土的戴龙冠玉人佩，“白玉：玉质晶莹鲜润，手感细腻，洁白无瑕且硬度高，经北京玉器厂专家鉴定，认为系新疆和田软玉，为玉中之精品”。^[85]

《张家坡西周玉器》一书将这里的所有墓葬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大型墓共6座，第二等级的墓30座，第三等级的墓173座，第四等级的墓156座。虽然这些墓葬十之八九被盗过，但还是留下不少玉质优良的透闪石白玉、青白玉作品，尤其是第一等级的大墓。最精美的龙纹玉饰出自M157：97号墓地，即属于第一等级大墓。

再以《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所展示的304件（组）秦国玉器为例，其中著者在解说词中点明其玉质是白玉或青白玉的，有73件，占比为24%。

浅色调的青白玉或青玉，相间夹佩深色调的红玛瑙珠串，是西周以来高等级墓葬中常见的玉组佩形式。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86]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87]再到21世纪初发掘的陕西韩城芮国墓地，此类红白（青）相间的玉组佩实物得以重现天日，而且其数量也不在少数，^[88]大体上可以表明自西周到东周的一种“君子佩玉”习俗制度。1986年陕西省陇县边家庄九号秦墓出土春秋时代玉组佩（现藏陇县图书馆），“由玛瑙珠、六件亚字形玉佩、白玉环、龙纹长方形凸齿玉佩、白玉贝等组合而成”。^[89]晋侯墓和芮国墓地M26号墓都出土了煤精串珠与玉器组合成的串饰，^[90]其色彩对比形成明显的黑色对青色的阴阳二元对立。

浏览或欣赏过以上西周至东周时期出土的一批玉组佩的呈色情况，再读《诗经·卫风·木瓜》的诗句“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之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就能够对“琼”为红玛瑙、琚为赤玉、瑶为白玉、玖为墨玉的杂色相间情况产生新体悟，不再盲从汉代儒生毛诗说的机械注疏。^[91]四重证据法带来的新认识，给古代名物词语的训释带来时代契机。与《诗经》同时代产生的批量玉器得以出土展示，就相当于找到了重新解读这些歌咏玉佩的诗歌之谜的“底牌”。

以西周以来出土的珠玉组合佩饰的情况看，一般是用玛瑙珠夹杂玉饰件的组合方式构成。玛瑙珠为红色，乃阴之阳的象征色；玉为白或青，乃阳之阴的象征色。二者是天子所珍藏的神物，原因是“其化如神”。或可理解为二者相合能够寓指阴阳之合，并且化生万物。至于《礼记》明文规定的朝廷上五种颜色之佩玉，以“天子佩白玉”制度为首。兹引《礼记·玉藻》原文如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月，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92]

图13—15　明代青白玉雕凤钮牺尊

（摄于上海博物馆）

图13—16　清乾隆工白玉雕招财童子

（私人藏品）

正义曰：“‘玉有山玄、水苍者，视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杂有文，似水之苍而杂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纯，公侯以下，玉色渐杂，而世子及士唯论玉质，不明玉色，则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诸侯，则世子，天子、诸侯之子也。然诸侯之世子虽佩瑜玉，亦应降杀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贱，故士佩之。”^[93]这一段文字充分说明植根于玉教信仰的官方礼仪教义方面的细节情况，使得华夏最高统治者天子与白玉之间的匹配关系得到很好的诠释。白玉自东周时期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经过历代天子的御用过程，在2000多年的王朝历史上始终保持着其崇高地位（图13—15、图13—16）。

【注释】

[1]参看叶舒宪：《玉教——中国的国教：儒道思想的神话根源》，《世界汉学》2010年春季号；《从玉教神话到金属神话——华夏核心价值的大小传统源流》，《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65页。

[3]参看叶舒宪：《金缕玉衣何为》，见《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228页。

[4]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7页。

[5]刘歆等撰：《西京杂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82页。

[7]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8]同上书，第413页。

[9]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3页。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14—315页。

[11]邱福海：《古玉简史》第2册，（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年，第253—254页。

[12]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13]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1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254页。

[15]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063页。

[1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241页。

[17]同上。

[18]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19]孔颖达：《礼记正义》，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82页。

[20]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第470页。

[21]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袁郊《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

[22]参看叶舒宪：《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光明日报》2013年7月25日。

[23]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223页。

[24]据班固《汉书·西域传上·安息国》，安息国在今日的伊朗高原。汉武帝始派汉朝使者来到安息，以后遂互有往来。

[25]参看庞朴：《五行漫说》，见《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114—139页；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9—99、166—176页。

[26]《礼记·月令》，孔颖达等：《礼记正义》，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3页。

[27]贾公彦等：《周礼注疏》，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62页。

[28]参看唐启翠：《玉的叙事与神话历史——周礼成书新证》，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报告，2012年。

[29]徐霖：《绣襦记》，见李修生、李真瑜等编：《文史英华·戏曲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30]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第17页。

[3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7页。

[32]关于古代生活在西部地区的氐羌族群及其支系崇拜白色的论述，参看王孝廉：《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八篇第二节“尚白信仰与祖林圣岳的回归”，第331—334页。

[33]日本学者森雅子区分西王母一词的不同用法，有如下四类：中国西方的荒远地名；中国西方的国名；中国西方的族群名；该西部国家或族群的首领名。参看［日］森雅子：《西王母的原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18页。森雅子的四分法来自凌纯声1966年发表的《昆仑丘与西王母》，其对西王母一名的四分法解读是：神名、国名、王名、族名。见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

[34]对永生不死母题的分析，参看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以及第二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5—167页。

[35]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178页。

[3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1页。(https://www.xing528.com)

[3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6页。

[38]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第309页。

[39]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第217页。

[40]同上书，第212页。

[41]除了注明出产白玉的16座山，《山海经·海内东经》还记载有山名叫“西胡白玉山”，合起来共17座山。

[42]参看李永广：《白玉玩家实战必读——购买投资指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8—137页。

[4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2—153页。

[44]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第223页。

[45]转引自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46]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4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1—42页。

[48]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3页。

[49]参看叶舒宪：《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0]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台北）《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该文的节选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上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第534—544页。

[51]在印度文学这一顶帽子下，有数十种语言的文学。参看［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印度文学：关于一个概念定义的笔记》，见《在理论内部》，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279页。

[52]［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页。

[53]参看叶舒宪：《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光明日报》2013年7月25日。

[54]刘歆等撰：《西京杂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2页。

[55]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7页。

[5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8—329页。

[57]同上书，第329页。

[58]同上。

[59]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95页。

[60]有关神话地理观的黄河重源说，参看钮仲勋：《黄河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

[61]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62]梵人等：《玉石之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骆汉城等：《玉石之路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这两部书都属于记者撰写的报告文学一类，因为那一次科考活动以拍摄纪录片为主要任务，学者们没有为此撰写学术著作。

[63]参看《丝绸之路》杂志2014年第19期，“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专号”。

[64]七种书为：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记》；冯玉雷：《玉华帛彩》；易华：《齐家华夏说》；刘学堂：《青铜长歌》；安琪：《贝影寻踪》；徐永盛：《玉之格》；孙海芳：《玉道行思》。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65]参看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道再探》，《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

[66]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

[67]叶舒宪：《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68]叶舒宪：《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69]叶舒宪：《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70]叶舒宪：《〈山海经〉与白玉崇拜的起源》，《民族艺术》2014年第6期。

[71]叶舒宪：《多元“玉成”一体——玉教神话观对华夏统一国家形成的作用》，《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72]叶舒宪：《多元如何一体——华夏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奥秘》，2014年9月20日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延边大学）上宣读，刊于《跨文化对话》2016年第32辑。

[73]叶舒宪：《从玉教神话到金属神话——华夏核心价值的大小传统源流》，《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74]参看唐荣祚《玉说》引《传国玺考》相关内容，见宋惕冰、李娜华标点：《古玉鉴定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75]王时麒、于洸、员雪梅：《论古玉器原料产地探源的方法》，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689页。

[76]吴棠海：《认识古玉》，台湾自然文化学会，1994年，第24页。

[77]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1页。

[78]同上书，第554页。

[79]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纬书集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

[80]参看叶舒宪：《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研究——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1]参看叶舒宪：《特洛伊的黄金与石峁的玉器——〈伊利亚特〉和〈穆天子传〉的历史信息》，《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

[82]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83]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世界图书公司，2008年，第44页。

[84]同上书，第68页。

[85]同上书，第96—97页。

[86]如虢国墓出土玉组佩和玉项饰、2011号太子墓出土玉腕饰等，皆为玛瑙珠与玉璜玉饰片组成。参看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5卷，科学出版社，第134、135、140、142页。

[87]如晋侯墓地第92号墓出土的玉组佩，由282件形制各异的玉器组合而成，主要为玉璜、玉片和玛瑙珠；再如晋侯墓地第8号墓出土玉组佩，由2只白玉璜为主，夹杂以玛瑙珠绿松石珠构成。又如晋侯墓地第31号墓出土玉组佩，由1件梯形玉牌、4件玉蚕、3件玉管加20多颗红玛瑙珠构成。参看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3卷，科学出版社，第86、87、92、94—98页。

[88]如芮国墓地M26号出土梯形牌串饰、M27号出土七联璜串饰、M26号出土右手握饰、M19出土项饰等，参看蔡庆良、孙秉君：《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56—59、116—117、142—143页。

[89]刘云辉编著：《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90]蔡庆良、孙秉君：《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44—145页。

[91]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92]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82页。

[93]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