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观念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没有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神话观念世界里。伴随着人类文化从大传统向文字书写小传统的演进,神话观念的变革也必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其总体上的趋势在于,从虔诚的大传统神话观念信仰者,走向大传统神话的断裂与祛魅,以及小传统新神话观念的再造和编码。启蒙时代以来,古老的巫术神话观遭到解构,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又被神话化为万能的力量,往昔的崇拜狂热演化为今日对科技新产品的趋之若鹜。看看每一款智能手机产品的更新换代给中国电子市场带来的轩然大波,就足以体会科技新神话在当代社会中引发的准崇拜潮流。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及其演进动力,马克思在19世纪时用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从理论上将其悬置起来,以待学界的后来者。那时的世界观,就是将全球划分为西方列强与东方殖民地两大阵营。20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发展表明,人类世界除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以外,还有分布在五大洲的数以千计的族群,其中的多数族群都不是以近现代的民族国家知名于世,而是处在边缘地区的不为人知的原生态境况中。
如今,地球上的人类是否能够像19世纪殖民时代那样简单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只要阅读一下后殖民理论家阿罕默德对“印度文学”的统一概念的尖锐质疑,[51]就可大致获得启迪。如何一一细分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捍卫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可持续生存及多样性选择的关键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单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题,需要重新分解为更加多元和地方性的复数的生产方式,才更具有实际的研究价值。根据神话意识形态说(或称神话观念决定论)探寻支配每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的文化法则,需要诉诸该文化铸就的早期神话观念传统,具体辨析使得该文化有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群体的特质所在。一旦把握住这种支配性的文化法则(或称核心价值),就等于找到了该文化运行和变迁的动力要素。
在19世纪,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社会系统的动力学理论,无论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前行说,还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说,都试图对其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由来及其运行模式、运行方向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与诠释。那个时期的神话学尚未在学院内部形成规模性的知识生产,唯有德裔英国教授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充分利用他的梵文知识,一方面编撰规模空前的“东方圣书”,另一方面努力地构建两个新学科——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宏大气魄的理论建构中并没有给神话学留下什么位置,似乎缥缈的绝对精神或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能够发挥驱动人类行为,进而推动历史前行的作用。
经过整个20世纪的理论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受到早期神话信仰和神话观念驱使而做出的种种奇异行为,不论是凿齿还是文身、猎头等等,都已经被人类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作出理性的解释。人类社会中之所以有42个不同社会群体吃鼠肉,[52]是因为这些文化群体孕育出吃鼠肉有益于人的饮食文化观。要问为什么古埃及文明创造出金字塔类巨石建筑,古希腊文明创造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印度文明创造出山林隐修的宗教方式,中国文明创造出万里长城和传国玉玺,这和解答饮食差异的问题一样,不能从不同人群的生理特征方面找原因,只能诉诸不同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诉诸文化中起到行为支配作用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比如希伯来文化观念就像《圣经旧约·创世记》表现的那样,是由神话叙事塑造和表达的;古埃及文明的《亡灵书》也是如此,其中表明的古埃及人神话生死观就是建造金字塔的直接动因所在。人类学家得出结论说:一个族群的初始神话就必然地奠定该族群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型。(www.xing528.com)
简言之,人类是宇宙间唯一的观念动物。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动物行为都是由其生理本能驱动的,只有人类行为是由生理本能和观念思想双重驱动的。因此,文化观念成为解释人类群体彼此间差异的不二法门,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史前期和早期文明的主导性文化观念一样,都是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建构,通过神话叙述而展开和传承的。因为那时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不信奉神灵的人(无神论者),神话背后的神灵和鬼怪信念,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力要素。希腊忒拜城邦的国君俄狄浦斯之所以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是由于阿波罗神庙中传来的神谕说这孩子将来会弑父娶母;华夏文明的秦王朝开国君王之所以要修筑万里长城,是由于通神的方士卢生向秦始皇进献五字谶言“亡秦者胡也”;同样,秦朝统治者采用和氏璧为材料制作象征大一统国家权力的传国玉玺,是因为玉教信仰及其新教革命即白玉崇拜的直接结果。玉代表天神和天命的思想直接用“受命于天”的字样镌刻在玉玺上,无需后代人再费口舌去解说和证明。
在东亚,玉教信仰持续了8000年,玉石代表了天神和永生;在华夏,白玉崇拜持续了3000年,各地不同玉石中唯有来自西域圣山昆仑山的和田玉才是天神和天命(德)的代表物,和田玉中的白玉更是诸多神祇中的至上者的象征。能够确证白玉崇拜发生的文献材料主要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足以旁证的先秦时代关键性神话有两个标本:一个是黄帝在昆仑峚山食白玉膏;二是西王母来舜朝廷献白玉环。考古材料则有自二里头文化至商周文化以来日益增多的出土白玉质、青白玉质的玉礼器。地理和地质学方面的证明材料有新疆和田昆仑山下的白玉河及其特产的白玉资源。
作为玉教的新教革命,白玉崇拜以西玉东输的华夏特有文化现象为其物质前提,[53]与昆仑圣山崇拜观念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同步性。正是在白玉崇拜的观念驱动下,中原王朝对来自遥远的西域高原的“昆山之玉”形成一种延续数千年的资源依赖现象,蔚为壮观,在世界文明史上仅此一例。其文化余波一直延续到今日,无形中决定了国内市场上和田白玉的价格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出产的一切玉石;甚至让发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史无前例地改变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变成了黄金镶白玉的形式。
这就是以文明形成期的信仰和神话作为价值原型,解说当代文化现象的生动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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