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历来争议很大，有夏代之书说、商代之书说、西周之书说、东周之书说和汉代之书说，等等。如今以出土文物为实证，大致可以确定华夏文明国家中白玉崇拜发生的年代在商周之际，而白玉的大量使用则是西周中期以后的现象。在《尚书·顾命》等文献中所反映的象征西周王权的神圣宝玉中，可以看到有所谓夷玉、越玉等地方玉料的名目，而且数量不少。就此而言，白玉崇拜显然还处在萌生阶段，尚未形成独尊的教义和观念，否则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杂色玉被周王室奉为至宝。“昆山之玉”的说法从战国时期开始成为国人熟知的常识，“璆琳”“琅玕”等旧名随之被取代，以至于晋代的博学君子郭璞也不大清楚这些名号的本义。大规模全方位地记载白玉资源及其产地的古书，目前看唯有《山海经》一部。就此而言，这方面的宝贵意义，非白玉崇拜者莫能知晓。在华夏文明早期意识形态中，白玉作为物质资源与精神信仰对象的双重作用不可小觑。《山海经》相关信息的可信度，正在逐渐透过其神话叙事的怪异表象，经过对照考古发现的玉文化传承脉络一一显露出来。如果以唯一性为判断标准，可将《山海经》视为华夏文明早期白玉崇拜者的第一圣书。从白玉崇拜角度重审《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属于西周以后的东周时期，以西玉东输运动已经相当活跃为其物质前提，而不大可能出现在西玉东输初始之际的夏商时代。要让中原之人接受外来的新玉种和改变原有的价值观，都需要一个积累和铺垫的过程。
图13—7 清乾隆时期的白玉熊尊，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www.xing528.com)
（图片引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典藏精选”，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Category.aspx？sNo=03000131）
《山海经》记载的黄帝食白玉膏神话和昆仑玉山西王母神话，都属于西玉东输的历史现实在早期中原国家中催生出的神话想象再造，其想象的原型和驱动力均来自中原国家统治者的和田玉崇拜，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崇拜（图13—7）。无论是白玉膏生出玄玉、黄帝播种玉荣，还是西王母所在昆仑玉山、瑶池，这些神话母题都极为典型地体现出华夏本土白玉崇奉的心理情结。苏雪林、凌纯声等学者以为西王母起源于西亚古文明之月神，西王母这个名称是通过文化传播而翻译成的汉语译名。[50]此类外来起源说曾经十分流行，也引发出持久的争论，但在当下，从我们重新复原出的举世无双的华夏白玉崇拜信仰加以审视，西王母外来说马上就露出无法遮掩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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