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上白璧换刘邦性命

历史叙事往往由重要人物和事件组成。支配人物行为的是特定的文化观念，观念是文化造就的精神礼物，影响和制约着文化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官方的历史书写对象以帝王将相为主角，对于鸿门宴故事，一旦以玉教信念角度去揭示帝王将相的行为，就相当于揭示出构成这些历史人物行为的符号编码奥秘，其中潜藏着本土特色鲜明的历史因果关系。

鸿门宴是秦汉历史转换之际的关键事件。这是一次专门设计好的请君入瓮的宴会，也是中国3000余年成文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宴饮，其结果将决定秦朝之后的华夏国家称汉还是称楚，可谓至关重要。当时秦帝国刚刚覆灭，大汉王朝还没有开启，象征前朝大一统权力的唯一符号物——秦始皇特制的传国玉玺已经被刘邦俘获。项羽和刘邦分据称王，各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遂构成一山不容二虎的相持局面，两个政权的争斗必然以胜者为王的逻辑演绎出一个结局。

鸿门宴叙事中出现三类共5件玉器，凸显出玉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历史特质，举世罕见。5件玉器中先出现的一件玉器是亚父所执玉玦，在宴饮之中作为决绝杀人的信号，执者希望借此举解决对手的性命，让历史沿着项羽主宰的方向发展。玉玦代表决断、决绝，在先秦史书中早有先例。如《荀子·大略》所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王先谦集解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皆所以见意也。”《左传·闵公二年》有“公与石祁子玦”一句叙事，杜预注云：“玦，玉玦……玦，示以当决断。”鸿门宴上发挥作用的5件玉器中的另外4件是同时出现的，那就是刘邦不辞而别逃离鸿门宴现场之际，唯恐项羽手下追捕而来，用为缓兵之计的特殊礼物，由张良转交：给项羽的是一对白玉璧，给亚父的是一对玉斗。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到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10]

玉斗，一般解为玉制的酒器。就目前出土的实物看，先秦时代的玉斗十分少见，属于贵重珍稀的宝物，非一般人所能拥有。邱福海《古玉简史》考证说：玉斗的原型是青铜礼器中的“觥”。“觥”字从角，《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兕牛角，可以饮者也。”所以，觥的最早起源，应是兕牛（即犀牛）角制的酒杯，后成为铜礼器之一，及至铜器没落，因它的造型特殊，而为玉雕所吸收，虽不再具有礼仪用意，却成为战国以后重要的玉雕艺术品。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出土的汉初南越王墓玉器中，有玉斗一件，雕琢精美，造型奇特，被誉为汉初玉雕的极品。^[11]《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则不称其为玉斗，只命名为“角形玉杯”，^[12]对其描绘是：“青白玉，温润致密，呈半透明状，口部和底部有黄褐色斑块，有两绺裂痕，仿犀角形，用一块整玉碾琢而成。口椭圆，腹中空，杯底的端部反折往上加转……外壁布满卷云纹，延向杯口。杯口缘下浮雕一只夔龙，身体修长，振翼而立。”从其仿犀角的形状看，邱福海认为此出土玉杯即《史记》所记玉斗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这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玉杯，南越王墓曾出土一件铜框镶玉盖杯和一件铜承盘高足玉杯，西安阿房宫遗址也曾出土一件玉杯，它们皆不同于犀角状的玉斗。全洪在《华南地区出土玉器概述》中对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制容器称赞有加，对其使用功能也有推测。

在众多玉器中，除为目前唯一可复原的丝缕玉衣以外，还有几件玉制容器也是稀世珍宝。这些玉容器是实用器，其功能为祭祀或庆典时使用的礼仪器，也有的可能与求仙道有某种关联。^[13]

图13—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西汉龙纹玉斗

（引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典藏精选”，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Category.aspx？sNo=03000131）

玉斗（图13—1）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笔下虽然作为鸿门宴上刘邦的礼物被一笔带过，但今人还是能够通过出土的实物加以直观对照和重新解读，将其认定为稀世珍宝。在文学史上所歌咏的玉斗，一方面具有政权的象征意义，比喻社稷江山。如《楚辞·王逸〈九思·怨上〉》：“将丧兮玉斗，遗失兮钮枢。”原注：“钮枢，所以校玉斗，玉斗既丧，将失其钮枢，言放弃贤者逐去之。一注云：钮枢、玉斗，皆所宝者。”南朝陈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谓：“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贼凭陵，中原倾覆。”这两例中的玉斗，皆为国家政权象征。南朝梁简文帝《七励》云：“酌玉斗之英丽，照银杯之轻蚁。”宋代词人辛弃疾《破阵子·为范南伯寿》词云：“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而刘邦为亚父准备的玉斗礼物，还有另一种意义。它显然不是一般的日常小礼物，而是与赠与项王的一双白璧配合使用：玉璧象征日月，玉斗则有众星拱月的寓意，恰好符合亚父的身份，预示着未来的国家政权中，项羽与亚父的执政辅政关系。

在鸿门宴上，有一件玉器三次使用，却无效，那就是范增所佩戴的玉玦。还有4件玉器一次使用，分别针对两个目标。针对亚父的一双玉斗失效了，被亚父击碎；但是针对项王的一双白璧却奏效了，项王“置之座”，显然是心中欢喜地接受了这件宝贵礼物，也就是接受了这重礼中蕴含着的意思：刘邦无意和自己争夺天下的统治权。司马迁用来描写项王接受白璧一双的文字，虽然仅有区区三字，却已经简洁而传神地透露出项羽本人的态度，即不再追杀刘邦。从整个鸿门宴的前因后果看，让刘邦最终逃脱厄运的，就是这一对白璧！三类玉器符号先后出场，其中有两类皆失效，唯有白玉璧一类奏效，这就足以改变乾坤，完成鸿门宴死里逃生的戏剧性情节程序。

白璧为何能有如此神奇的符号价值？要理解玉璧玉斗所代表的文化意义，需要深入中国玉文化史的深层象征谱系之中，弄清其符号所指。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完璧归赵故事中，一件巴掌大的白玉璧如何让秦昭王魂牵梦绕，孜孜以求，不惜拿出15座城池及其百姓为交换代价，举世皆知矣。用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二章的说法：“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14]表明非同一般的极品玉璧是天子的象征符号。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玉璧在商周至西汉时代十分常见。若想成为极品，无非两个条件：一是尺寸大；二是采用优质和田白玉。老子说的“拱璧”即大玉璧。绝大部分的玉璧皆为青玉打造，而刘邦送给项羽的则是白璧。刘项之争的关键就在于谁来当天子：是先入关中占领秦都咸阳者刘邦为王，还是随后入关的项羽后来居上为王？在这样的两强争霸语境中，刘邦特意准备带去鸿门宴的这4件玉器的组合意义，似乎是要用玉教神话的符号物，告诉项羽及其辅佐者亚父一个明确信息：帝王之位我不争，象征帝王的宝玉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www.xing528.com)

亚父作为项王的臣下，其政治辅佐作用如同众星拱月一般。何以见得玉斗象征星星？请看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诗：“玉斗横网户，银河耿花宫。”这里的玉斗和银河相对应，应为暗示北斗星。北斗星以“斗”为名，星光类比于玉光，则玉斗自然可以隐喻北斗星。如白居易《洛川晴望赋》的说法：“金商应律，玉斗西建。”又如金代杨云翼《应制白兔》诗的佳句：“光摇玉斗三千丈，气傲金风五百霜。”

为什么刘邦要送的玉器都是成双成对的呢？一对玉璧，又称“双璧”，亦称“连璧”，其天体发光体的象征意义更加明确。晋代傅玄《乘舆马赋》云：“高颠悬日，双璧象月。”这是将双壁比喻月亮的例子。《庄子·列御寇》中庄子言：“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15]这是把日月比喻为连璧的写作案例。这种修辞写法流传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武元衡《德宗皇帝挽歌词》之一云：“日月光连璧，烟尘屏大风”，沿用的就是庄子的比喻。

玉教信仰的核心理念在于，玉之光彩类比日月星的天体之光。佩玉之人，可由所佩玉器的光华，象征天体光华和神灵保佑。这样的信仰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民间佩玉者。所以《红楼梦》写贾宝玉所佩之玉叫“通灵宝玉”。灵者，神灵也。通灵，即通神。即使不佩玉，通神者自身也会发出光华。汉代牟融《理惑论》记述的“项日感梦”即是一例。相传汉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42章，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佛寺。这件事作为成语“项日感梦”的出处，后世文人常用为典故。如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云：“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豪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

由于玉制容器用料较大，加工工艺难度大，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稀世珍宝。被范增击碎的玉斗是什么颜色的玉料制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刘邦率军先破咸阳，入皇宫，俘获的秦朝王室玉器当不在少数，他用来贿赂的玉器重礼，无疑应属于和田玉。李斯《谏逐客书》就说秦始皇聚敛昆山之玉，当然指优质和田玉。刘邦为赴鸿门宴带来的玉斗是否属于和田白玉，从送给项王的“白璧一双”“玉斗一双”的措辞看，玉斗似乎不是白玉，而是一般的青玉，否则不会不提其珍贵的白颜色。

稍早的战国之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有记述以白玉容器为喻的寓言故事。

一曰：堂溪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溪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溪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堂溪公每见而出，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16]

“当”指“底”。白玉之卮虽贵而美，却没有底，便无法盛酒。白玉之卮无非是一件玉器，说者有必要在叙事中点明其所用玉材的颜色，为什么呢？在此段“一曰”的叙事之前，还有一个类似的叙事，其中的玉卮不叫“白玉之卮”，而叫“千金之卮”。

（堂溪公）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17]

从两个版本的叙事对比可以看出，战国时人们心目中最珍贵的东西是白玉制成的酒器，不然的话，智者堂溪公不会面对昭侯说出“千金之卮”这样的话，用来代表“至贵”的观念。

从近年考古发掘已经出土的先秦至西汉玉器情况看，玉卮数量稀少，屈指可数，和刘邦为范增准备的礼物玉斗一样，属于当年玉器种类中十分珍稀的重器。白玉之卮，更是凤毛麟角之物。《汉书·高帝纪上》云：“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18]显然，玉卮属于最高统治阶层的奢侈品。堂溪公特别用白玉之卮与瓦卮作对比，其中隐含的价值分野指向贵贱的两极，其对比效果自然十分强烈。可参照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获得体会。

从亚父在鸿门宴尾声之际击碎刘邦所奉“玉斗一双”的情况，可以反衬出刘邦献给项王“白璧一双”的至高无上的文化意蕴。可以推敲的文字差异是，刘邦称给项王的白璧为“献”，称给亚父的玉斗为“奉”。这一字之差，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