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6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样式较为原始的玉琮：外方形和内圆孔，象征天圆地方的神话宇宙观
（摄于山西博物院）
从玉文化起源看，史前文化中的每一种玉器都包含一种神话观念。有些玉器的神话观念含义比较明显，也有些晦涩不明。“夏代中国文明展”所展示的第一件关键玉器是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琮（图12—6），文物发掘编号为M1699：1。
玉琮，这种发达于史前南方的良渚文化、在龙山文化时代传播到中原和西北地区的重要玉礼器，其所隐含的神话观念意蕴，学界基本上已有相对的共识，那就是所谓天圆地方的华夏神话宇宙观。[23]根据“國”（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写法，有一种形式就是把戈旁的口写作四方形，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玉琮的形制。目前大体上集中出土玉琮的史前文化遗址都有城池即古国的存在，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24]玉琮的四方形状除了可能隐喻方形大地以外，是否也可能兼有城池的象征意义呢？
图12—7 河南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遗址1号建筑遗迹，外方内圆的形式似乎是模拟玉琮的外形
（引自张国硕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龙山遗址发掘简报》）
给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四重证据的史前文化遗址，是在河南杞县鹿台岗发掘出的龙山文化遗址1号建筑遗迹（图12—7）。其呈现为较标准的外方内圆形式，类似于一种放大的玉琮。
玉琮的出现要晚于玉璜和玉璧，它是在南方的良渚文化时期获得地方性流行的玉礼器。正是在随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琮的传播正式走向黄河流域，覆盖到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及中游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并且西进大西北，在延安等地和甘肃各地的齐家文化遗址留下大量遗物。河南杞县鹿台岗龙山遗址1号建筑作为4000年以前的中原国家社会公共礼仪活动的建筑物，如果真的是为了模拟贯通天地的玉琮原型而修筑，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有考古界专家指出：
该建筑内圆外方的形状，明显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许多遗址发现的玉琮类似。但是把这样的形状用之于建筑，此前还没有发现过。这种内圆外方的设计是中国传统宇宙观里天地的象征。许多中国考古学家对把方圆两种形状施于一种器物的解释，是象征宗教世界天地两种自然体的结合。因此，该建筑遗迹也许是天地崇拜的产物。该建筑位于遗址的居住区，但是却跟任何房屋没有特殊关系。因此，它很可能是为举行自然神祇的公共礼仪活动而营建。[25]
陶寺遗址既有城又有玉琮，良渚也是有琮有城，发现玉琮的陕北延安、神木等地，乃是龙山文化古城非常发达的地区（图12—8、图12—9）。为什么杞县当地没有发现玉琮，却发掘出模拟玉琮的礼仪性建筑呢？这里或许是因玉琮尚未发掘出土，或许是因玉料供应短缺方面的资源瓶颈限制，使得当地龙山文化古国上层统治者不能直接生产和使用玉琮，只能生产出玉琮的替代性升级版新形式。西北地区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只出土少量玉琮，同时出土较多数量石琮的情况，为这一猜测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关史前文化中玉琮的分布与古国古城的对应关系问题，仍有待更充分的考古资料出现，以便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有一点可以明确，玉琮在“夏代中国文明展”200件玉器中所占比例很小，进入商周文明以后的出场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一般都是零星出现，再到东周时代就基本上退出玉礼器体系的前台。与其他玉器相比，玉琮的制作费料费工费时，其最为集中的时空分布范围早于龙山文化的南方良渚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展出的夏代纪年范围的各地出土玉琮，已经是玉琮发展史全程中开始衰落的一段，此后的玉琮在数量上完全让位于玉柄形器等较易制作的玉礼器，[26]其自身的规模性生产已经终止，只是还有些余绪而已。
图12—8 陕西延安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琮
（摄于夏代中国文明展）
图12—9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龙山时代古城
（2013年摄于考古现场）
总结本节的讨论，从第四重证据即出土的遗址和文物看，能够相当于“国”概念之两种物质前提条件（城与戈）的史前文化，目前看来并不是很多，可谓凤毛麟角。自龙山时代以来，各地方国建筑城池的情况逐渐普及，几乎遍布于北方与南方，但是同时具备大规模城池修筑与戈兵器这两个条件的遗址却很少。以公元前2000年为年代界限，陕北河套地区石峁古城遗址算是目前仅有的代表。石峁石头城建筑不仅有外城套内城的华夏都市建筑布局模式，内城中还有中央的高位建筑，被当地百姓称为“皇城台”，或可对应北京城内紫禁城中央的太和殿。这里还采集到中国（或称中国北方）最早出现的兵器戈——玉戈。就考察夏代聚落遗址而言，石峁古城的考古发现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
一是夏都的时空错位问题。
无论是晋南的陶寺遗址、甘青的齐家文化遗址、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还是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虽然均有4000年以上的发达文化证据，但是因为没有文字，又都不在中原，所以很难确定谁是夏文化的都邑所在。唯有二里头文化在空间上与夏都位置接近，但是又出现时间的错位：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750年，距今仅仅3700多年，与夏朝开启距今的约4100年相差300多年。所以即使退一步说，假定二里头遗址真是夏都，那也只能是夏代晚期的后都，而不是夏朝建国时的国都。突破这一错位问题的出路在于，如何寻找二里头文化发生之前二三百年之际中原的其他都邑遗址，并确认其玉礼器、青铜器的体系和城池、宫殿的遗迹；否则，夏朝都城无法落实，将有碍于论证夏代历史的一切努力。
二是判断夏代是否存在。
法庭审理案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可以采取延期判决，关于夏代的问题目前也是如此，与其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硬要论证夏代是客观存在，不如换一种论说方式：论证相当于夏代纪年范围的华夏国家的形成，不管它叫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石峁文化，还是齐家文化，距今4100年左右的城池、宫殿、玉礼器和青铜器等，都是构成早期华夏文明国家的领先性物质指标。在排比各项指标的时空分布基础上，大致确定出这个早期华夏国家的地理轮廓、中心都邑及对周边的控制范围。
三是以商周玉礼器为第四重证据，反推其原型。
通过对商周时代玉礼器体系的原型探索，从前后的关联中确认有哪些成分来自相当于夏代礼制的重要玉器，又有哪些成分是夏代所不曾有的，因而是商周玉礼器更新的产物。目前较有把握能够确认的相当于夏代的玉礼器有如下几种：玉柄形器、玉璧、玉琮、玉璜、玉玦、玉璋、玉圭、玉戈、玉刀、玉璇玑等。这些早于商周的玉器形制，到商周以后有的继续使用，发挥其礼器的功能，有的逐渐减少，最后淡出礼制演示的前台。一直普遍使用到西周末年的玉礼器有：玉柄形器、玉璧、玉璜、玉玦、玉璋、玉圭、玉戈。玉琮则在史前南方最为流行，在商周两代中原国家日渐稀少，基本上淡出常见的玉礼器的体系；玉刀和玉璇玑的情况也是如此。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列国纷争，发展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秦汉时代，玉柄形器、玉璋、玉戈也大致退出了历史舞台。由秦始皇开创的传国玉玺制度，终于取代此前数千年的玉礼器主流，成为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至高权力的国宝象征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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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郁成等：《中国巫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古代玉文化的影响》，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49—61页。
[2]王国维：《释礼》，见谢维扬等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3]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0—31页。
[4]参看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年。
[5]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7页。
[6]俞樾：《群经评议·尔雅二》。
[7]追云燕编：《儒释道诸神传奇》，（台北）满庭芳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8]由于不了解大传统的不死信仰的存在，顾颉刚先生把神仙信仰的起源归结于战国时代的燕国和齐国，并提出两个原因论的解说：一是时代的压迫；二是战国时的思想解放。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页。
[9]［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6页。
[10]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内丘神码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346—347页。
[11]韩秋长：《农耕社会人类的精神家园》，见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内丘神码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8页。
[12]马卉欣等编：《河南民间故事》，转引自陶阳等：《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29页。
[14]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第3773页。
[15]转引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362页。
[16]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460页。
[17]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77页。
[18]孙诒让：《周礼正义》第4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096页。
[19]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20]《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1页。
[21]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22]刘师培著、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23]［美］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7—81页。
[24]张明华：《玉琮研究的思考》，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434—446页。
[25]［澳］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28—229页。
[26]参看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民族艺术》2013年第3期；《竹节、花瓣纹玉柄形器的神话学解读》，《民族艺术》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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