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的起源：从史前大传统符号物出发

作为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实体的国家，其最初起源的情况如何？这是目前国际国内学界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目前主要靠考古学发掘的遗址与实物为证据，参照原住民社会的部落联盟或酋邦情况，加以多学科的求证和理论探讨。作为华夏至高权力观念的“國”（国），其起源如何，则是较为具体的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溯源问题。在这方面，也许没有比汉字的早期形态甲骨文及金文“國”字的构造本身更具有内证性质的证据了。

根据文学人类学派新提出的文化编码符号理论，汉字作为二级编码符号，可以结合相关的一级编码（实物和图像）新材料对其原型加以探究。“國”字的造字表象中有两个基本的意象要素：作为攻击性武器的戈，作为防御性建筑的城池——四方形的外城墙屏障之内，还套着较小的方形内城。这便是汉字“國”所显示的3个可分拆的成分。造字者显然希望将坚固的城池表象留在代表“國”的象形符号中。但是仅有城池还不足以构成“国”，在外城与内城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武装元素符号，即足以守卫城池免遭外来敌人攻击的武器——戈。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國”字透露的大传统文化信息。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能够提供具体可感的造字表象及结构要素。我们利用这一点，可以寻找汉字编码取象的本源：城池和戈相结合的奥秘。

“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给人留下的第一重要印象，就是同时呈现出史前城池与史前玉兵器的并存关系——新公布的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石城及其玉器。布展专家用图片展示了石峁古城的远近景观（图12—1），再以此为背景，重点推出石峁遗址出土的一批玉礼器实物。

图12—1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2013年发掘全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供图）

图12—2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戈之一，距今约4100年

（摄于夏代中国文明展，良渚博物院藏）

图12—3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戈之二，距今约4100年

（摄于夏代中国文明展，良渚博物院藏）

据考古工作者的测量数据，这座始于距今4300年前的石垒的古城，不仅有外城，还有内城，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大大超过此前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古城的面积，号称中国目前已知最大的史前城池。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石峁遗址周边村民那里采集来的127件史前玉器中，有多件玉戈。这次展览展出的数十件石峁玉器中，就有2件玉戈（图12—2、图12—3），应该是中国北方地区看到的最早的戈兵器。至于其原初用途是实用兵器还是象征性的礼器，从戈刃部没有磨损的情况看，还是充当玉礼器的可能性大一些。

在相当于夏代纪年内的诸多史前文化遗址中，能够同时出现城池和戈兵器的仅有两个，那就是石峁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后者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其他遗址，甚至被考古学家们命名为“华夏第一王都”，有二里头村口新树立的石碑为证。按照汉字“國”的两种原型表象——城池和戈，石峁和二里头两大遗址都无疑进入“国家”得以成立的标准之内。由于尚未发现文字，二者是否称得上“文明”还会有争议，但当时将其定性为“古国”则不会有太多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兵器发展史上在商周以后大量使用的戈兵器，原来都是来源于史前时代的玉石戈。石峁遗址只有玉戈没有铜戈；二里头遗址既有玉戈（图12—4），也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青铜戈（图12—5）。展览中对石峁玉器的解说词指出，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新砦期玉器传播到陕北，才出现了石峁玉器。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石峁遗址的绝对年代（公元前2300—前2000年）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元前1750年）数百年，即使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的老观点，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起始年也不超过公元前1900年。何况二里头文化一期并没有出现规模性的玉器和铜器生产，只有在二、三期才陆续出现玉器和铜器。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影响关联，应该说只能是陕北的石峁玉器南下中原地区，影响到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而不是相反。其间的传播中介还应考虑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从地理距离上看，陶寺遗址位于石峁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之间，它与石峁遗址的关系堪称河东河西的关系。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期间笔者曾向陶寺考古队前队长李建民先生咨询，得知陶寺遗址的出土陶器与石峁遗址的出土陶器大体上属于十分相似的类型。更加详细的文物类型学分析比对，将进一步说明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方能重构出夏王朝崛起前夜中国北方各地的古城古国之间交流和整合的大趋势。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原以外地区文化对中原的辐射、传播和影响。只有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中原国家对外围地区的影响才开始超过外围对中原的影响。不过那已经是距今3700年以内的事情，距离商代已经十分接近，充其量只能相当于夏代晚期。(www.xing528.com)

图12—4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的玉戈，距今约3700年

（摄于夏代中国文明展，良渚博物院藏）

图12—5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的铜戈，距今约37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供图）

如果把铜戈的原型确认为玉戈，那么戈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从礼器到兵器的转变——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戈是中原地区最早的，但还不能算中国最早的青铜戈。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连柄铜戈，将考察铜戈起源地的眼界再度引向中原以北地区。戈作为实物兵器的使用给中国文化带来深远影响，指代国家的汉字“國”，指代征伐的“戎”“伐”“战”，甚至也有指代自己的名词“我”，它们都是从戈的。学生们写作文时，哪怕根本不知道戈为何物，也经常要使用“反戈一击”“金戈铁马”或“枕戈待旦”一类成语。用文化编码理论看，所有这些从戈的汉字及词语都是文化本文的二级编码符号，玉石戈和铜戈本身才是文化的一级编码。就此而言，“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即便还不足以证明夏代的存在，但至少可以用第四重证据充分证明相当于夏代纪年的史前中国的文化文本情况。那么，这200件出自不同地域，看上去朴素无华的4000年前的珍贵玉器，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支撑说明“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理论命题呢？

从文化的一级编码审视二级编码，即回到汉字给出的中国人有关“國”的概念，从字形演变的先后顺序看，最早的“国”字就写作“或”，后来才有给“或”再加外框的“國”字。也就是说，“或”字是表示“国”这个观念的本字；“國”则是后起的字，主要原因是替代语义已经发生复杂变化的“或”。许慎《说文解字·戈部》：“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邑部》曰：‘邦者，國也。’盖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13]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段玉裁这个判断的先见之明。甲骨文在20世纪相继被发现和识别，其中只有从戈从口的“或”字，而没有发现一个“國”字。^[14]西周早期金文写法在甲骨文“或”字下添加一横（如何尊铭文），形成今日“或”字的完整笔画结构。或的字义指守卫一方土地，即后代所说“保家卫国”的意思。到西周中期，才首次出现给“或”又添加外框的“國”字。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初义不属初形属后起字考》中指出：“按或、國二字许君同训为邦，明本是一字，域字加义旁土，國字加义旁口耳……今则或、域、國三字各为一字，音亦互殊，邦國之义专属國字，而或、域无与矣。”杨氏对三字异同的辨析不可谓不精当，但是三字为什么都从“戈”的问题未能受到关注。国家和城市都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前文明时代的先进武器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孙海波《甲骨文编》认为：“‘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国之义也。古国皆训城。”^[15]孙氏的这种兼顾象形字的字形与字义统一性的解释，目前获得较普遍的认同。

如今的简化字将“國”字结构中代表内城的“口”和代表守城武器的“戈”统统去掉，只在代表外城的方框内新加上一个代表被守卫之宝物的“玉”。这样的简化写法不是出于现代人的创造性改制，而是直接采用太平天国时期的一种另类写法，并且能在明代的《正字通》一书找到较早的出处。其实，太平天国钱币上的“国”字比今天的简化字还少一点，即外方框中的字不是“玉”而是“王”。不论是玉还是王，总之“国”之内最尊贵的要素才是需要精心护卫的。一个国家的尊贵宝器在先秦时代就称为“国宝”。如《左传·成公二年》云：“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杜预注：“国宝，谓甗、磬。”唐代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诗云：“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宋代叶适《受玉宝贺表》云：“天运重来，国宝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这些文人歌颂的国宝都是指物，而《荀子·大略》说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则是指人而言的。自秦始皇以后，国宝一词又可特指传国玉玺。如《新五代史·杂传·王珂》：“庄宗自郓入京师，末帝闻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为，自持国宝，指其宫室谓瓒曰：‘使吾保此者，系卿之画，如何耳？’”^[16]为什么作为物的国宝万千归一，称为“国玺”，即传国玺呢？原因就在于秦的统一帝国确立了以玉玺为国家最高权力符号的制度。在秦汉之后的封建社会中，所有的皇帝们世代相传的玉质玺印，成为今日官方文件必须加盖公章这一行为的原型。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二》云：“盖秦玺自汉以来，世世传受，号称国玺。”从国宝到国玺，华夏文明的国家象征2000余年不变。

“或”与“国”，既然是先后出现的两个字，后来出现混同使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或人，国人，异名同实，二者皆指古代城邦的自由民。《淮南子·齐俗训》云：“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17]刘文典集解引俞樾曰：“或人即国人也。《说文·戈部》：‘或，邦也。’《囗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再看《周礼·秋官·士师》的说法：“士师之职，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郑玄注：“國，城中也。”邦和国作为行政单位，原来皆以城池为其具象标志。

不过，城的意象总是具体的，国的意象则趋于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发展，指向后世所说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体认，比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人更为具体实在。例如先秦语境中说的“国人”，即指居住在城邑内的人。《周礼·地官·泉府》云：“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郊人者，即远郊之外，六遂之民也。”孙诒让案：“国即国中，谓城郭中。”^[18]《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这里的国人也是指都邑内的市民。还有《史记·伯夷列传》讲道：“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此处的国人还是指殷商的都邑之人。范文澜、蔡美彪等在《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说明野人与国人之别，标准很简单：“农夫住在田野小邑，称为野人；工商业者住在大邑，称为国人。”^[19]据此可以发问：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3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其城内都居住着怎样的“国人”呢？以加工玉礼器为职业的手工艺工匠们，是否构成国人的中坚力量呢？

“国”以城池为核心意象，但用“国”字组成的词语也不仅仅限于城池一地。如“国畿”一词，亦即王畿，特指环绕天子都城附近一带地方。《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贾公彦疏：“云方千里曰国畿者，此据王畿内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国畿为本，向外每五百里加为一畿也。”《管子》一书专门讲到“国势”这个概念，指国家的自然地理形势，大体上归为五种。其《山至数》篇云：“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汜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20]按照管子的五势说，石峁古城当为“山处之国”，陶寺古城为“山地分之国”，而良渚古城则为“汜下多水之国”。

关于“国”的第一华夏名言，即是《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所说的八字真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2500年前华夏社会的高级知识人（相当于当年的智库领袖）对“国”之文化功能的简明概括。《国语·鲁语上》云：“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将“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这表明对于国家统治而言，祭祀比战争还要关键。因为对于一切有信仰的人群来说，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的超自然因素，只有通过祭祀行为才能获得，并使之发挥作用。所以《礼记·礼器》要把国家大事与天联系起来，说：“故作大事，必顺天时。”郑玄注：“大事，祭祀也。”《左传·襄公三十年》又云：“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国语·晋语四》也说：“夫礼，国之纪也。”《尚书·洪范》讲到“八政”的情况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孔传：“敬鬼神以成教。”由于祭祀仪式的周期性重复，“祀”字又引申为一种时间概念，相当于“岁”和“年”。《尚书·伊训》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蔡沈集传：“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先秦时代的国家级祭祀礼仪主要有哪些名目呢？《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五类：“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非是不在祀典。”除了固定周期的祭祀仪式，还有不固定的祭祀仪式。

从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时期的情况看，国家什么时候能举行祭祀，什么时候不能举行祭祀，都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如《周礼·筮人》所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郑玄云：“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从通神占卜活动，到讨好神灵的祭祀行为，古人留下的文化文本原型编码和二级编码（甲骨文），大抵如斯。在文字产生之后的文化三级编码则是早期书写的经典，其根源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刘师培在《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中提出的命题是，祭祀礼仪乃是产生中国书面文学的母胎。他写道：“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21]其《舞法起于祀神考》又云：“盖上古之时最重祀祖之典，欲尊祖敬宗，不得不追溯往迹。故《周颂》三十一篇所载之诗，上自郊社、明堂，下至籍田、祈谷，旁及岳渎、星辰之祀，悉与祭礼相关，《鲁颂》《商颂》莫不皆然。”^[22]这是刘师培针对《诗经》中的颂诗部分作出的起源判断。过去研究上古宗教祭祀，也就是围绕着经典文献中的记载而已。如今，早于商周时代的大量礼器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尤其是玉礼器的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围绕着“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的200件玉器实物（大部分是玉礼器和玉兵器），从礼器和祭祀仪式视角看，又能解读或钩沉出多少华夏先民的神话想象和文学内容呢？顺着睹物思人的逻辑，相当于夏代纪年的华夏国家文化的重构工作，也许迄今为止才刚刚拉开序幕，刚刚吹起再出发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