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崇拜与神话：金属时代的文化现象

不论是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毕竟都是后起的文化现象，大致和产生汉字以后的文化小传统的年代吻合对应。在没有发生金属生产的中国史前大传统中，明确存在一种玉器独尊的宗教价值观，以及此种玉教价值观支配下的“玉殓葬”特殊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使用并强调“玉器时代”这样特殊性的命名，有利于凸显华夏国家起源背后的大传统文化要素及其意识形态特性，给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发生找到现实的和可考的前身或奠基期。而提出“玉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意识形态现象，能够揭示“玉器时代”形成和演进的精神动力。^[8]从大、小传统贯穿一体的意义上说，“玉石神话信仰”堪称从前中国到早期中国的某种持久不衰的“国教”。正是在玉教信仰的不断作用之下，“关于玉的神话观念竟然是早于一切书写文本神话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中国神话”。^[9]玉教神话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不论是精神内核方面还是语词表达习惯方面，都贡献至伟。《左传》说禹建立华夏国家，会盟诸侯时有一个惊人的景观叫作“执玉帛者万国”。国人最习惯的一些措辞如“宁为玉碎”和“化干戈为玉帛”等，早已成为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共同享有的口头禅，至少已经从先秦时代一直讲到今天，足以充分体现这一核心价值观。

在依次分级的或时间先后顺序的意义上，我们把一个文化的大传统符号编码（主要是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称为一级编码或原型编码，在此基础上才有随后出现的二级编码（象形文字）和三级编码（文字叙事—经典文献）。由此得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文本观念，让它能够涵盖自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文化意义生产的历史，以及象征符号嬗变的历史：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石雕蟾蜍、5000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上蛙人神（生育母神）形象模式，到两三千年以来的西南蛙神铜鼓，再到数百年前《聊斋志异》中的《蛙神》，再到如今文学家莫言表现计划生育现实生活的小说《蛙》，我们将三级编码即古代经典之后的一切写作，视为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这样就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处在不断生成和再造过程中的文化文本观，或可称为依然存活和演化的整体性文化文本。它和每一位作家写作的单个文学文本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犹如孙悟空和掌控孙悟空的如来佛手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天才作家孙悟空能够跳出文化文本的如来佛之手。就连当代词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和文学家琼瑶的名字，都是由史前玉文化大传统时代铸就的玉石神话信仰为其符号原型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10]的说法早在《诗经》的时代就是流行语。玉圭在陶寺文化中的出现更早至4300年以上，玉璋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出现也距今有4000年。^[11]

尽管我们无法确证汉字中的“金”或金旁字族与“玉”或玉旁字族产生年代的先后，但是如今能够明确证实的文物出现次序，无疑是先玉石而后金属。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玉器时代的价值观看成华夏文明的一级编码和原型性价值，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价值观视为次生的、二级编码的价值系统。从一级编码到二级编码的文化再造过程，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黄帝战蚩尤的著名神话，之所以把代表玉兵器的黄帝作为正面形象，把代表新兴金属兵器的蚩尤“铜头铁额”形象作负面的和妖魔化的表现，完全是大传统的玉教伦理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主宰作用的结果。在玉与金的二元对立中，后起的金当然无法颠覆在它萌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数千载的玉文化价值系统，尽管金属生产初兴起之际同样会被当时人作出超自然的神话化理解，甚至进入新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宇宙元素论模式。

关于金属的神话化理解，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对铁的神话曾作出经典分析。

无论铁是从天空坠落，还是来自大地母亲的腹部，人们均认为铁器充满了神圣力量。即使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群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种对于金属的敬畏态度。马来半岛的酋长们都拥有一块圣铁，并将其视为王权的一部分，他们对铁器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属加工知识的原始人更加崇敬铁器。比尔人——生活在印度东部山区的原始人——常常将得到的第一份果实，祭献给从其他部落获得的铁箭头。这并非恋物癖或对物品自身的崇拜，亦非迷信，而是对一种来自外界的神奇事物的敬畏。这一事物来自于他们熟悉的世界之外，因而是未知世界的象征或符号——一种近乎超自然的象征。这一点在熟悉蹄铁（telluric）（而非陨铁）的文化中非常明显。在传奇故事里，有关天空金属的记忆持续存在着，正如对神秘奇迹的信仰。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相信能够用陨铁打造兵器的人，在战场上不会受伤且战无不胜。这种来自天空的金属不同于地上的金属，它来自天空，因而具有超自然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阿拉伯人相信铁器具有神奇的性质，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这很可能是充斥着神话色彩的记忆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记忆可追溯到人类只使用陨铁的那个年代。^[12]

铁和铜，还有金和银等金属物质材料，之所以能够在初民想象中获得通天、通神的意义联想，其实不仅仅是陨铁从天而降的表象所使然，更重要的是承接着更加具有神话联想原型意蕴的物质——玉石来自天神恩赐的观念。以玉石为神圣和以金属为神圣，神话想象和编码的逻辑是大体一致的或相通的，不同的只是时代的先后，在先的必然影响在后的，一级编码必然支配二级编码。铜和铁承载魔力的观念，直接承接自玉石承载魔力的观念。

当代知识人依据考古新发现的大量资料信息，对大传统的原型编码能够认识到的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字书写小传统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的深度及可信性。换一个说法，文字叙事的主题和母题，甚至文字符号本身的所以然，大都潜藏在无文字和前文字的大传统符号编码及神话联想之中。过去的文字学知识根本不足以让人们弄清汉字的“王”字和“玉”字为什么如此接近。当史前大传统的高等级墓葬一个一个被打开，人们看到随葬玉礼器是史前社会领袖重要标志物的现象，“王”为什么离不开“玉”来证明自己特殊身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距今5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顶级墓葬中，一位逝去的部落之“王”，居然能够享有300多件精雕细琢的玉礼器（图11—1）。其中在墓主人身下摆放数量最多的玉礼器是玉钺（穿孔的玉斧），再看3000多年前甲骨文“王”字的写法，为什么造字者选用一件斧刃向下的钺形，来代表“王者”的意义问题，顿时得到大传统实物符号参照下的阐明。这就是文化的一级编码对二级编码的解码效应，或称为“再解读”效应。相当于诸侯王级别的春秋时代芮国国君墓（M27号）中，为什么单独出现一件十分威严且造型奇特的半环形龙纹青铜钺（图11—2），对

照大传统玉石钺的“一级编码”文化意蕴，问题就有了便捷的答案。作为社会权力象征符号物，铜钺无非是升级版的玉钺。因为金属冶炼和浇铸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给铸范生产的一切金属造物带来新生命创生的神话联想。

图11—15　300年前以玉钺为主的顶级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07M23号墓发掘现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供图）

图11—2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号）出土的龙纹青铜大钺(www.xing528.com)

（孙秉君、蔡庆良：《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

同样，玉器时代的玉钺独尊现象，在青铜时代之后必然让位于玉钺与铜钺并尊的现象。如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就一再能见到铜钺和玉钺并存。在中等以下墓葬中还有随葬石钺的情形。^[13]在新老贵重资源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铜和玉都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所能够得到的，陶器和石器作为玉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遗留物质形式，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然会大量出现在墓葬中。

依照同样的原理，笔者在《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中利用考古发现的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熊头骨和泥塑熊偶像，将年代上相当于虞夏商周各代的玉石雕神熊形象排列成一个延续不断的历史系列，重新解读黄帝“有熊氏”圣号的由来。^[14]2013年年底，由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同仁集体完成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问世，^[15]书中一再要强调的文化编码论观点是：文化文本是在不断生成的，是编码、再编码和再再编码的。经过再编码的符号往往会丧失本来意义，甚至变成千古无解的哑谜，如《竹书纪年》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熊”这样的名号。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从文化文本的分级编码新知识入手，作文学和文化关联的整体性把握。而对文化整体认识的关键切入点，按照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提示，很可能是潜藏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精神信仰方面。用如今流行的主流媒体惯用措辞，即所谓“核心价值观”。而在一切前现代社会中，“核心价值观”的缔造和解释权，必然被该社会中主持信仰和礼仪行为的统治者所垄断。巫觋及萨满一类神职人员，作为早期的通神者群体，有条件充当玉器时代社会的首领。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6]

玉石神话信仰或简称“玉教”，就是旨在凸显华夏大传统的意义上提出的区分性、标志性概念，因为它是夏商周王权国家出现前就存在已久的相当于“国教”性质的一整套围绕玉石的信仰和崇拜观念，也是社会统治阶层的特产（从史前各地方部落的统治者，到秦汉大帝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不信仰它的人），足以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玉教的信仰和神话想象，直接催生玉礼器生产和仪式用玉现象，这不仅奠定了华夏文明后世发展出的人格理想（君子比德于玉）和天神世界想象（从昆仑玉山瑶池西王母，到玉皇大帝），更在周代文献中被总结提炼为“玉帛为二精”的教义信念。这一教义直接驱动春秋战国之际以玉为信、结盟用玉、祭祀用玉、赏赐用玉、丧葬用玉等文化现象，又间接驱使秦始皇放弃一切贵金属，单独挑选最珍贵的玉料来制作标志至高皇权的传国玉玺。这一教义还在秦汉两代塑造统一大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本作用和符号编码作用。虽然在汉帝国覆灭之后，玉教神话也同步走向式微，但是其无比深厚的信仰观念却在中医学和民间想象中继续发挥作用，有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曹雪芹创作的玉石神话大寓言《石头记》为最佳案例。

具体到一种华夏文明最常见的玉器形式——玉璧，很容易看出玉教神话观念是怎样驱动着这种玉器的6000年历史的展开。在始于75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玉璧作为华夏玉文化中最常见也流传最久远的一种器形首次批量出现。^[17]此后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玉殓葬礼俗中，其形制出现了方形和圆形，以及单孔、双孔和三孔等各种样式。到了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和江浙的良渚文化，玉璧的形制基本固定为一种圆形普遍出现。高等级墓葬中一次随葬几十件大玉璧，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礼俗。^[18]后人根据《周礼》等古书讲的“以苍璧礼天”说，在圆形玉璧与天圆地方神话宇宙观之间找到了对应关联。而重庆等地出土的汉代铜牌，则给玉璧形象添加了“天门”两字铭文，将以玉璧代表天国神界的底牌亮了出来。

玉璧从史前大传统到西汉时代，已经足足流行了55个世纪，这要比世界现存的所有文明都更悠久和深厚。考古发掘出的西汉“玉棺”，充分体现了2000年前的汉代人对生命不朽的神话信念。图11—3是西汉玉棺的代表：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长280厘米、宽110厘米、高108厘米，复原后的镶玉漆棺实际使用的玉片总数达2095片，多为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碧玉，棺体侧面上部三分之二部分以四组竖菱形玉片分割成三个平面，中间平面以五个饰玉璧的玉版组成对称图案，五个玉璧图案与东汉画像石中五星连珠的画像相似，可能寓有《后汉书·天文志》所载的“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之意。镶玉漆棺侧面两个空白也应是门的象征，其寓意为供墓主灵魂出入。^[19]

图11—3　汉代“玉棺”的代表作：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

（引自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

世界工艺美术史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奇观——金缕玉衣制度在两汉时代的出现并流行，也同样是玉教的核心观念“玉为生命不死象征”再度发挥支配行为作用的明证。秦王嬴政为秦帝国特选的天命符号物——传国玉玺，其实物虽然在历史上早已失传，但是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却在深埋地下2000余年后的当代一一重现于世。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到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再到广州的南越王墓，金缕玉衣和丝缕玉衣这样出于神话想象的国家级宗教礼仪制度，^[20]居然能够覆盖从华北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南北方大地，它们肯定要比失传已久的秦始皇传国玉玺更能够旁证玉教信仰驱动特殊文化行为的巨大支配力和传播力。

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有关玉石神话信仰如何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样在史前东亚各地渐次传播开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后在夏商周中原王朝崛起时，使得优质玉石资源成为历朝最高统治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第一位重要物质，我们在上古描述夏代开国君王大禹的统治权威与各地方政权之关系的一句流行语中，已经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前文已经引用过的《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说的名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