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戈和华夏戈的渊源

最后，本节拟对戈上铭文及书写现象作一简略的论述。在玉戈和铜戈上镌刻铭文的现象，早自产生甲骨文的商代就出现了，流行于整个商周时期。由于玉和龟甲一样能够代表神明，在玉器上书写文字的特殊神圣意义就不言自明了。根据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铭文玉戈（M5：580号），当今学者考证出有关商代玉戈来源的重要信息，即直接来自中原以西的陇东地区方国进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曹定云先生认为，妇好墓铭文玉戈上的6个汉字“卢方剐入戈五”，虽然叙事简略，却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即有关卢方的地望及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实物问题。卢方作为地方政权的名称也见于殷墟卜辞，可见它和殷商王朝保持着长期交往关系。因为关系良好，卢方还受封爵位，卜辞中称“卢白”即“卢方伯”。曹先生考订，卢方的位置在今日甘肃平凉地区，很可能是当时某一少数民族的部落。^[24]若进一步追问其族属，则氐羌族群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西北方国能够一次进贡给商王室5件大玉戈，从中透露出重要的文化史信息。铭文末尾的“戈五”二字，可解释为卢方此次贡给商王的玉戈总数，也有人解释为“这是所进戈的第五件”。^[25]不论哪一种解释，都足以证明商代玉器生产的重心除了殷都城安阳之外，还要考虑西部的秦陇之地。后世的礼学文献《周礼·考工记》将掌管戈矛类武器生产的专职人员称为“卢人为卢器”，^[26]似乎不是偶然的。卢人生产武器的传统与商代的卢方在西北的情况相对照，暗示着玉石之路的中道，即泾河道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中原地区缺乏优质透闪石玉矿资源。自二里头文化出现大件玉器以来，直到殷商晚期，中原政权所用大量美玉来自何方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妇好墓出土的铭文大玉戈，通长38.6厘米，援宽10.1厘米，厚0.6厘米，显然属于大型的玉礼器。若不是来自西北齐家文化的采玉和制玉生产传统，很难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源头解释。卢方作为殷商时期西北边地的方国，其文化祖源自然联通着当地史前玉文化的大宗，即齐家文化。铭文玉戈上的几个字，言简意赅地表明西北方国向中原政权输入大件玉器的历史事实，非常难能可贵。参照“四重证据法”，来自西北卢方的玉戈本身的取材和形制，足以充当第四重证据，说明华夏文明起源期中央政权用玉资源的重要来源方向；而玉戈上的六字铭文又是极佳的第二重证据，透露出西北地区史前玉文化与国家起源时期殷商玉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及殷商王朝统治的势力范围和其对地方政权的物质依附程度。玉戈本身来自盛产玉礼器的西北边地，商王室获得的不仅是本国稀有的玉料，而且是加工好的玉器成品。这件事对王朝的重要程度，足以让殷王室专职掌握甲骨文字书写知识的贞人将进贡玉戈事件镌刻在坚硬的玉器上。这不禁让人由此推测，商代早期和二里头时期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大件玉礼器，是否也会有大致相似的输入性来源呢？尤其是那一件琢磨精美的白玉柄形器，其原料为新疆和田玉的可能性较大。

无独有偶，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庆阳商代遗址中发现另一件有铭文玉戈（庆阳博物馆藏）。该玉戈长38.6厘米，厚0.6厘米。这两个数据居然和妇好墓出土的铭文玉戈完全相同，分毫不差。戈上阴刻有“乍册吾”三字，末端两面还琢磨出精美的臣字眼兽面纹。^[27]从庆阳到安阳的直线距离有600多公里，其间有黄土高原和黄河的阻隔，两地能够出现几乎同样尺寸的铭文大玉戈，说明整个关中地区都可以是商王国与西部联系的纽带。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

考古学材料给出的中商文化分布格局，为此提供出解释的基础。“商文化在早商三期进入关中西安至铜川一线，形成早商文化北村类型。”“中商文化是在早商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分布地域曾一度比早商时有进一步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西部岐山、扶风，北面近抵长城，南逾长江。”^[28]位于甘肃与河南之间的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50万平方米）的发现，成为联结商朝与西北边地的文化纽带的重要环节。从早商到晚商时期，老牛坡发展成为商王朝控制渭水流域的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其对商朝的意义在于有效掌控自西北、西南地区向中原地区输送战略物资的贸易和交通之道。老牛坡商代遗址不仅发现了冶金和铸铜的遗迹，还出土了2件标准的商代玉石戈，长度为31厘米，厚0.7厘米。^[29]有学者推测：“老牛坡的这两件玉戈在何处制造不得而知，因为老牛坡并没有生产玉器的遗迹。它们的产地可能有二：第一，于本地制造，但制玉工艺源于殷墟传统；第二，在殷墟制造，那么老牛坡的玉戈则是商王室回赠的礼品。我们目前尚无法证实或推翻这两种假设，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玉（或原料、或产品）在老牛坡和殷墟的关系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30]在此需要补充的第三种可能情况是：老牛坡出土的商玉戈既不是在本地制造的，也不是在殷墟制造的，而是在卢方之类富有玉石资源的西北边地制造的。玉戈在老牛坡与殷王室之间扮演的角色，不是向上贡赋或向下赏赐，而是向中原王朝传播西北玉文化的中介。换言之，三地玉戈的实物对应，足以在甘肃庆阳、陕西西安和河南安阳之间，画出一条三点成一线的文化传播线路。与前述史前玉石之路黄河道（北道）相对应，此处应该视为西玉东输的中道即泾河道，其南面还有玉石之路的南道即渭河道。

自西向东滚滚流去的泾河和渭河，作为黄河的支流，成为西北玉石与玉器等战略物资东进中原的水路通道，这与周人自陇东移居关中，最后挥师东进推翻商王朝的运动方向大抵是一致的。自秦文化兴起到统一六国，其地理空间拓展模式与周人文化的东向运动也是基本相同的。概括言之，周人和秦人的文化发展基本处在玉石之路北道与南道之间的陕北和关中。周人文化记忆中的先祖公刘时代相当于夏代末年，据《诗经·公刘》篇的叙事，从那时起，周人就参与到西玉东输的文化资源再配置运动中。该诗歌颂公刘自陇东迁至豳地，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的描述。玉与瑶的对称，表明二者是有区别的。瑶作为玉中极品，似专指新疆和田玉而言，有神话中昆仑山的“瑶池”地名为旁证。可知先周人部落领袖早就对美玉推崇备至，也暗示出周人玉文化与史前西部玉文化的渊源承继关系。

正因为周人先祖来自陇东地区，与史前西玉东输运动有密切联系，所以西周玉器生产中的大件礼器，如玉璧、玉琮等，几乎在玉材质地、颜色和形制方面与齐家文化玉器一脉相承。《尚书·顾命》等篇记述的西周王室国宝，清一色都是大件玉器或玉石原料。那是和殷商人同样崇拜玉石的西周统治者从四方各地获得的宝玉，其中当然有远自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31]在安阳小屯村北的M18号商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内玉戈，通体长20.5厘米，其铜内已经失去，戈援上近尖锋处有用毛笔写下的朱书铭文七字，极为少见。铭文透露出该玉戈也是殷王室得自外来的入贡品。那志良先生评价说：“这的确是一件稀有之物，发掘人鉴定它是一块新疆的青玉。在殷代，新疆的玉，比较难得，用这样大的一块玉做一件记事的戈，当时也是很重视它的。”^[32]殷商的玉文化发展能够充分利用来自新疆的上等玉石资源，这应当和先周文化以及西北地区的方国如卢方等都有连带关系。在周穆王时代以后，新疆美玉输入中原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由商代开启的在玉戈铜戈上写字刻字的记事传统，也通过周人的继承发扬，一直延续到秦人文化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秦子戈（《集成》11352）上有铭文曰：

秦子作造中辟元用，左右帀，用逸宜。

1994年的甘肃天水地区，在打击文物走私活动中缴获一件“秦子元用戈”，铸有铭文类似上述秦子戈。^[33]2006年由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收藏家萧春源先生藏品集《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又见一件秦子戈，是三角锋的中胡三穿铜戈，胡上铸铭两行，内容略同上引故宫秦子戈。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综合讨论了多件秦子戈、矛的铭文内容，指出：“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三角锋、有胡是戈的普遍型式，而秦的三角锋戈又有自己的特点。”^[34]这些意见均有助于对秦铜戈与玉戈的对比研究。

总结中国戈兵器自西北游牧文化输入中原的历史过程，其催生华夏文明的物质因素作用和符号作用均非常可观，许多问题有待深究，存在广阔的探讨空间。据文献记载，在夏代开国君王禹的后代姓氏中，就有以戈为氏名的现象。《史记·夏本纪赞》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戈氏。”《潜夫论·五德志》亦云：“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戈……皆禹后也。”曹定云先生据此考证甲骨文中的“戈国”，认为是商汤灭夏后将“戈国”分封给夏族后裔。他还系统分析甲骨文中9种相关的族徽，将其所代表的氏族集中分列如下：

戈：戈氏，夏禹之后裔。

亚戈：戈氏，夏禹之后裔中享有诸侯爵位的支系。

宁戈：戈氏，夏禹之后裔中担任“宁”官的支系。

戈酉：酉姓（氏），黄帝之后裔。

戈兆：姚氏，虞舜之后裔。

戈己：己氏，夏昆吾之后裔。

戈网：网（芒）氏可能为夏帝芒之后裔。

戈车：车氏，黄帝之后裔。

戈：氏，因“”音义不明，待考。

曹先生对此种符号命名现象作出结论说：

从上列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带“戈”之族徽所代表的氏族几乎都与夏发生密切的联系：有的直接为夏之后裔，如戈、亚戈、宁戈、戈网（芒）；有的明显属夏部落联盟内其他氏族之后裔，如戈己、戈兆；有的为黄帝之后，但与夏亦当属同一部落联盟，如戈酉、戈车。这些氏族都和夏发生关联，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应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反映。殷周时代的宗族观念十分强烈，对自己氏族用何标志更是十分慎重。这些族徽都带“戈”，说明这些氏族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应是：他们的先辈都属于夏部落或夏部落联盟内的氏族。^[35]

依照这一见解，可作出推论：既然后人所能见到的有关夏族的文化记忆保留在殷商人的甲骨文中，那么，把夏族、夏王朝和戈这种源于夏代的新式武器联系在一起，所反映的正是殷商人心目中夏人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正像甲骨文中体现的羌人文化，用从羊的“羌”字来代表该族人群以牧羊为特色的迥异生活方式。炎帝之姓“姜”的情况可作出类似的推测，因为甲骨文中的“姜”“羌”二字通假。可以说，是炎帝族给华夏文明的诞生带来西部牧羊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夏族继炎帝族之后给华夏中原国家带来戈兵和车所代表的武力要素。这些西来的要素在殷商文化中已经充分得到消化吸收。

殷商人一方面在青铜器铭文中留下大量带“戈”的族徽，让我们在3000年之后还能看到，“夏代灭亡之后，夏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各氏族联系的纽带依然存在。各氏族族徽都带有‘戈’字，就是这一纽带存在的反映”。^[36]另一方面，殷商人充分继承从夏人那里学得的用戈技术，将其作为帝国武力征伐和对内残酷刑罚的威慑性利器，并在大量用戈的实践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系列从“戈”的汉字，然后再将这些戈字及从戈的新字书写在玉戈之上。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玉戈上，铭刻有关商王的九字叙事：

曰肇，王汏，才（在）林田（甸）俞。

古文字学家认为，“王汏”指商王在祭祀仪式上的洗濯祭品，有名为俞的近臣作为旁侍。甸是爵位名。最后一个从戈的“”字，像人跽坐执戈而侍，意在保卫，俞当时可能就手执这件玉戈，因而事后刻铭留念。以甸之爵位而任王者侍卫，说明“”也是商代重要的官职名。作为玉戈铭文解释的物证，还能举出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大墓的殉人，正有跽坐执戈的姿态。^[37]如今到安阳参观殷墟博物院的观者们，还能目睹3000年前执戈商臣的形象。这无疑是亲身体验华夏戈文化源流和意义的生动课堂。

戈的源流在第四重证据批量问世的情况下，得到第一次清楚的系谱性认识。中国人的“國”观念和“我”观念为什么都从“戈”的疑问终于有了深度解说的可能。戈这种兵器是作为远古以来国族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符号在发挥作用的。

【注释】

[1]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223页。

[2]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3]郭妍利：《二里头文化兵器初论》，见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下文讲到的石峁文化第一件玉戈也有类似的使用痕迹。这些文物的情况成为“玉戈非实用器”说的反证。

[4]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6—188页。北京大学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等编：《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图版。

[5]杨美莉：《石、玉戈的研究》，（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第1、2期。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www.xing528.com)

[7]［日］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杨美莉译，（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28页，将一件商代的玉圭称为“像玉戈的迷你型”；第48—49页，将二里头和商周玉戈称为琰圭。另参看周南泉：《玉工具与玉兵仪器》，蓝天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8]参看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见《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28—239页。

[9]参看权敏：《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参看叶舒宪：《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丝绸之路（文化版）》2012年第17期；《西玉东输与北玉南调》，《能源评论》2012年第9期。

[11]如甘肃东乡县出土长33厘米的齐家文化大玉铲，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2]笔者对已出版的齐家文化玉器图册的批评意见，参看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13]郭妍利：《二里头文化兵器初论》，见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

[15]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16]参看潘昌雨：《从品类与材料分化论玉戈之起源》，台南艺术学院第四届硕士论文，2002年。

[17]参看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29页。

[18]刘云辉编著：《陕西出土东周玉器》，文物出版社、（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1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第33208片（四期）。

[20]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1页。

[21]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

[22]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第93—94页，图版75、76、77、78。

[23]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14—15页图版。

[24]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25]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236页。

[26]孙诒让：《周礼正义》卷82，中华书局，1987年，第3406页。

[27]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29]刘士莪、宋新潮：《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玉戈之一的彩色图版，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4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30]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演化》，见荆志淳等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31]参看叶舒宪：《河图的原型型为西周凤纹玉器说》，《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

[32]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237页。

[33]吴镇烽：《秦兵新发现》，见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34]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5页。

[35]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76页。

[36]曹定云：《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37]李学勤：《殷商至周初的与臣》，《殷都学刊》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