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4处史前文化所出玉石戈的情况看，前二例的情况属于5000年前，是相对独立地发生于南方和北方的，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与中原华夏文明发生尚有一定距离；后二例的情况发生在距今4000—3600年间，与中原华夏文明发生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源流继承关系。二里头玉戈与青铜戈同时出现，意义非凡，堪称华夏文明中原政权与神权、军权三位一体的标志物，对随后的商代文明有决定性的影响。以下分三点加以阐明。
其一，玉戈与铜戈并存及互动现象，在整个商周两代持续。早在商代早期，实用的铜戈获得社会分工的支持而批量生产之际，玉戈就爆发式地拓展出巨型礼器。惊人的一幕出现在1974年面世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那里发掘出一件巨型玉戈，长达94厘米，堪称“世界第一戈”（图9—6）。此玉戈现存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其年代距今约3500年，紧随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此后，铜戈与玉戈呈现明显的功能性分化：铜戈为实用兵器，也可兼为礼器和葬器；玉戈则脱离实用性，成为专门的仪仗礼器和镇墓葬器。如此看，有众多玉戈出自商周两代墓葬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殷墟妇好墓就出土玉戈39件（夏鼐加上铜内玉戈等，认为是47件），整个商代玉戈出土实物有近200件。
图9—6 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早期大玉戈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9—7 商代图形、文字中所见武器与车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二，戈成为商周以后最重要和最普及的兵器形式，也是充分显现出中国文明特色的兵器形式。“商代常见的兵器为戈、矛、钺和镞等。戈，是兵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在商代墓葬中，铜戈出现最普遍，在各种组合中几乎都有戈。”[14]自商代铜戈大量投入战争之用以来，一直到秦汉时代，戈都是主导性的攻击性武器（图9—7）。在甲骨文和金文以来的古汉字造型中，戈的形象作为偏旁，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像汉字中指代国家的“國”字和指代战争的“戎”“战”等字，均从戈，一看就知，这种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兵器何以成为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象形汉字的核心要素成分。由此不难看出，戈对华夏文明的贡献是何其重要。
攻击性武器戈与防御性武器盾（干）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干戈”，成为古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尚书·牧誓》云：“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孔传：“干，楯也。”《诗经·周颂·时迈》云：“戴戢干戈，载櫜弓矢。”桓宽《盐铁论·世务》云：“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干戈合称，还能够指代战争本身或参战之人。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序》云：“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葛洪《抱朴子·广譬》云：“干戈兴则武夫奋，《韶》《夏》作则文儒起。”以上都是用干戈指代战争和武力的例子。下面是用干戈指代参战之人的情况。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孙武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直到元代戏剧家董解元写《西厢记诸宫调》，依然从戏中人物口里说出如下话语：“不是咱家口大，略使权术，立退干戈。”上古时代认为国家大事最重要者莫过于祀与戎。而“戎”作为执戈杀伐之兵，又通称“西戎”，与东夷、南蛮、北狄并列为“四夷”。在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支配下的习惯性用语中，或许还隐约暗示着戈这种武器的文化来源方向在西或西北。
有关二里头文化铜器起源的研究表明，当时比二里头的冶金技术领先一步的是西北齐家文化，因此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东向传播对二里头文化有重要影响。同样，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有完整的连柄铜戈。[15]联系到家马和马车的来源也是西北草原文化，则车战与戈兵的组合关联之来源，大体可以有明确的探究线索。
其三，戈的形制在商代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发展样式（图9—8），以有胡铜戈在商代晚期出现为标志，在此后近千年的戈文化传统延续中，除了纹饰特征外，基本上再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形制出现。[16]
如果说周代的玉戈形制相对商代而言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在延续玉戈制作的武器仿真性以外，又朝小型化和装饰性的方向有所演化。如陕西宝鸡茹家庄井姬墓中出土的一组串饰，其中就有13件小型玉戈，与小玉鸟、小玉鱼和贝等共同构成组佩的整体。这些小玉戈个体极小。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戈中也有类似的小型化和装饰性化的情况。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大玉戈或大石戈通常出现在外棺盖板上，小型玉戈则作为组佩饰的部件使用。[17]玉石戈依据其尺寸大小，表现出较明显的功能分化。
长胡三穿戈和四穿戈的出现，也可算作西周以来铜戈发展的一个特色。长胡戈能够有效地加固戈与柄的连接，更加有利于在实战中发挥此类兵器的力学优势。从其源流看，长胡这一特色似乎也是来自中原以西地区。1972年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长胡四穿铜戈（图9—9），器长27厘米，胡长17厘米，重325克，无脊梁，减刃。援与胡之间的夹角大于90度。此种设计似乎有利于扩大戈的钩杀范围，是在车战实践中逐步改进出来的。
图9—8 商代铜戈演变示意图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www.xing528.com)
图9—9 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长胡四穿铜戈
（引自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图9—10 秦景公玉戈，明显模仿了西周以来的长胡铜戈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引自刘云辉主编：《陕西出土东周玉器》）
这种长胡戈在东周以后逐渐普及流行。1986年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墓出土春秋晚期玉戈（图9—10），从形制看与西周长胡铜戈一脉相承，只是尺寸小了一半，玉戈长13.6厘米，胡长11.8厘米。胡与援的长度比例更加接近，胡上的四穿（孔）压缩成三穿（如不算顶端的圆孔，就只有两穿）。刘云辉先生编著《陕西出土东周玉器》一书对此玉戈的评述如下：
白玉，玉质鲜润，直援，直内，长胡三穿，援部不起脊，援上下两侧开刃，刃后又磨出凹形槽……此戈比较罕见，形体大，制作考究，当为秦景公生前所用的仪仗性兵器。[18]
图9—11 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胡铜戈装柄复原图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这件秦景公生前所使用的礼器玉戈为例，参照东周时期有胡铜戈装柄复原的情况（图9—11），可以看出其外形特点上似更接近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铜戈。差异在于，四穿中的一穿从胡部移到内部，戈援外形的直线形演化成了曲线的柳叶形，援与胡之间形成的夹角也缩减到约90度的直角。
从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玉戈，到如今已经大量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戈和铜戈，参照之下，我们对汉字“國”的写法就可以有更加深切的体悟。“國”，表示以戈守卫的四方形空间，代表地域性的城垣或方国。考古发现，龙山时代以来的古城大都呈现为四方形。商代卜辞中还有不少有关“四戈”的记录。如：
甲子卜，王从东戈乎侯。
乙丑卜，王从南戈乎侯。
丙寅卜，王从西戈乎侯。
丁卯卜，王从北戈乎侯。[19]
这4条卜辞由甲子日开始连续4天卜问神灵：商王从“东戈”等四方“乎侯”的可能性。“”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伤害之意。卜问的内容或是东西南北“四戈”对商王是否有伤害。陈梦家先生以为“四戈”代表四方边境之地。[20]常玉芝先生的研究认为，“四戈”的出现不是一般地指代四方之边境，而是殷人宗教信仰中的崇拜对象。他还对比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指出二者的不同：“四戈指的是四个方向的地域之神；四巫指的是四个方向的空间之神。”[21]按照这一观点，四戈的组合形式在语言文字中已经是崇拜对象。实物的戈是否也同样具有神性的问题，参照殷墟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内白玉戈（有的玉戈形状与玉圭相同，如小屯331号墓出土的和妇好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纹曲内铜戈、镶嵌绿松石夔纹三角援铜戈、兽面纹三角援戈，[22]以及西周以来的双凤首短内白玉戈（1981年陕西扶风县强家村一号西周墓出土，现存宝鸡周原博物馆），[23]就可以得到对其神话学内涵的大致领悟。特殊的器物本身代表某种神圣性，这也是来自史前大传统的惯例。至于为什么将四方神灵称为“戈”的疑问，只要了解到美丽的玉石在5000年前东亚先民心目中就是代表神圣的符号物，则玉石戈的根脉中就潜伏着现成的答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