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戈源自石戈，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发展成为玉器的典型样式，以商周两代最为流行。从大传统着眼看，在中国上古玉兵器的整个发生谱系中，玉戈是继玉斧钺、玉镞和玉刀之后，与玉矛大约同时代发生的较晚器形。从小传统即汉字和青铜文明传统看，玉器时代先于金属时代，玉石戈是金属戈发生的原型。而铜戈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大大提升了武器作战的杀伤力，根本性地改变了史前战争的形态，奠定了中原王朝政权统治的某种重要武力保障条件。
关于戈的来源，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如兽角说、石镰说、石匕首说、石铲说、石矛说，等等。戈的装柄方式大致有两种，短柄用于步兵的劈、刺、钩等，长柄可达2米以上，适合骑兵和车战之用。戈的钩杀性能突出，使之获得“钩兵”的美名。“反戈一击”的成语表明了其战斗用途的普遍性。
古玉研究家那志良先生认为：“玉制的兵器，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实用的。如果对方用的是金属兵器，自己使用的是玉兵，两器一相接触，玉兵马上破碎了。玉兵之用，只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仪仗，一种是做殉葬之用。此外就是做成小型的玉兵，作为佩饰之用。”[1]那志良没有说明的是，在金属时代到来之前的史前期，曾有石制兵器的存在和使用情况。而玉兵器无疑是以石制兵器为祖型的，其发生年代，不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参照实物来看，都要比金属兵器早一个时代。玉石兵器易碎的情况，也只有和金属兵器相比较而言才是成立的。夏鼐先生认为，仪仗用的武器，虽不是实用器，可依然要算作武器。[2]这一说法的意义就相当于，仿真手枪虽不能像真枪那样杀人，但在名称上还得称之为枪。问题在于，比金属戈出现更早的玉石戈，究竟有没有充当过实用器的经历呢？或是在一开始发明出来之际，就是作为仿真兵器的礼器而问世的？考古出土的实物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玉戈的前身为石戈，玉戈出现以后，石戈也没有消失，而是同玉戈并存，其辟邪等宗教神话意义与实用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二里头遗址就同时出土了石戈和玉戈。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一件石戈，前锋较圆钝（非尖形），援与内有明显区分，即用上下阑的凸起作为分界。全长21.7厘米，“从下刃的两处缺口看，似为实用器”。[3]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仍然延续着玉戈、石戈并存的现象，[4]如陕西宝鸡
国墓地BRM2号、山西晋侯墓地M8号、河南虢国墓地M2001和M2012号、应国墓地M1号等。台湾玉学界的杨美莉女士认为，石戈、玉戈出现在墓葬中具有类似的辟邪、镇墓功能，其使用意义就在于保护死者；所不同之处在于，玉戈因为其材质的稀有和珍贵，更具有礼器的性质。[5]
关于玉石戈的起源年代，过去大都认为是在商代。近半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用大量出土实物彻底扭转了玉戈起源于商代的看法。根据已知的出土材料，早于商代的玉石戈或玉戈的雏形，约有4处，下文拟逐一加以讨论。
第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石戈2件（图9—1）。
图9—1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石戈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在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具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玉石戈，目前仅有1998年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2件实物标本，墓葬编号为98M29。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什么样的墓葬，为什么玉石戈起源的标志物会出现在这里呢？
图9—2 安徽含山凌家滩98M29出土的12件石钺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凌家滩98M29号墓是迄今所发掘的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大墓，随葬器物共计86件，其中玉器52件，石器18件，陶器16件。据此丰富的随葬品可推测墓主人为当时部落社会首领。52件玉器中，与玉戈同出的珍稀品种还有3件玉人，1件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5件玉璜，6件玉环，4件玉璧，1件玉蝉和1件玉圭。玉石戈被归类为18件石器中的2件，同出石器中还有12件石钺（图9—2）。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史前社会中权力的象征物。由此来看，玉石戈的出现，是伴随着历史更加悠久的玉石钺等重要礼器，作为地方性政权的礼仪象征物的新兴品种，而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华夏文明的出现还要早1000多年。这种现象，对应着《越绝书》等文献中有关“黄帝时代以玉为兵”的说法，十分耐人寻味。换言之，先秦时代有关远古黄帝时代的文化记忆中，存在以玉为兵的古老观念。过去没有实物对证，根本无法确定其虚实真伪。如今，有大批出土文物为见证，表明以玉为兵的现象不是后人虚构，而是远古的现实，充分体现出华夏文明的鲜明特色。
安徽凌家滩的2件玉石戈编号分别为98M29：80和98M29：81。考古报告对其描述是：“角砾岩，灰黄色泛红斑纹。表面琢磨光滑。长三角形，三角刃。尾部有一长方形柄，两边磨出刃口。长18.9、刃长15.5、柄长3.4、宽9.5、厚2厘米。”[6]用今日的玉与石的区分标准，角砾岩不算透闪石玉，只能归类为石。可是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是否掌握和后代一样的玉石划分的判断标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2件石戈，是否也该归入广义的玉兵器范畴呢？提出此一疑问，以供进一步思考。
第二，红山文化圭形玉器1件（图9—3）。
以往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并没有玉戈或玉圭。2010年12月出版的《红山文化玉器鉴赏》一书，收录有考古工作者1981年在辽宁阜新收集的一件玉器，因为形似圭，被命名为“圭形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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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红山文化玉圭形器，可视为玉戈雏形
（引自郭大顺等：《红山文化玉器鉴赏》）
红山文化的年代比凌家滩文化稍早。这件玉器尺寸较大，长达20厘米，两边虽然没有开刃，却也琢磨出刃的形状，尤其是其尖头，与戈的形状一致。据此判断，与其认为它是玉圭的雏形，不如同样视为玉戈的雏形。按照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和故宫玉器研究家周南泉等人的看法，玉戈是玉圭的前身，玉圭是玉戈衰落之后的一种替代形式。[7]这件似戈的玉器与后代之戈的区别是，没有援和内的分界。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能算作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2件铜戈之一（直内戈），也是没有援内分界的。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铜戈，其原型当为先于青铜时代而存在的玉石戈。
第三，陕西神木石峁文化玉戈3件（图9—4）。
石峁遗址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被归入龙山文化。石峁文化的玉戈和玉璋等一样是采集品。[8]笔者曾在2014年良渚博物馆举办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见到该玉戈的实物。据陕西古玉研究专家刘云辉指导的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研究》（作者权敏），对这3件玉戈的介绍如下：
图9—4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玉戈，长29.4厘米，厚0.6厘米
（2014年摄于良渚博物院“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
SSY118：玉戈，赭灰色有暗紫的颗粒斑。锋尖残，方内与援无分界，近末端安柄处有捆绑的磨痕，上下刃有崩伤。长36.5、宽9厘米，内末最厚达1厘米。
SSY112：玉戈，蓝灰色隐现深色斑点，质细腻。平面近似长腰直角三角形，锋尖锐利，援正中一穿，内部钻一小穿。长21、宽5.5、厚0.2厘米。
SSY121：玉戈，墨玉。长援，两边微内弧，锋端作等腰三角形，内长方形，一穿。长29.4、援末接内处最宽为6、厚0.6厘米。[9]
关于石峁遗址所出的龙山文化玉戈的学术意义，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其一，与中原文明起源相伴生的重要兵器戈，可能有其西北部地区起源和传播的一条线索。目前材料虽然不充分，不能确定这是中原华夏文明之戈起源的唯一线索，但是戈文化和家马、马车文化、青铜文化等，均受到西北游牧文化传播影响的情况，呈现出互为表里的局面，隐约折射着一条重要的史前文化传播通道——玉石之路。玉石之路的北道可称黄河道，它沿着黄河中游的流向，以河套地区为轴心区域，将西部和西北部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明联系起来，构成文化关联的重要纽带。比石峁文化年代稍早的晋南陶寺文化，持续时间数百年，出现标志中原国家政权雏形的礼器体系，但是在其大量出土兵器中，却尚未发现一件戈。对照起来看，石峁文化玉戈率先在河套地区出现，耐人寻味。用先秦文献中的称谓，这一地区属于所谓“鬼方”，是商周两代人心目中的西北境强敌。《周易·既济》讲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指的是商代最高统治者率大军亲征，历经3年苦战，才攻克鬼方王国。这个强大的西北政权之所以给中原文明留下深刻的武力记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先进武器的杀伤力。从《诗经》产生的年代，直到唐宋时期，此类文化记忆始终挥之不去。《诗·大雅·荡》云：“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宋儒朱熹集传解释说：“鬼方，远夷之国也。”从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易》篇，到现代国学家王国维作《鬼方昆夷
狁考》，基本确认鬼方之人为西北少数民族。汉籍古书中一般以戎狄称之。《文选·扬雄〈赵充国颂〉》云：“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李善注：“《世本》注曰：‘鬼方，于汉则先零戎是也。’”鬼方作为西戎之人的一种代表，其武器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戎”字的造字取象中，那就是执大戈的人。
《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去昆仑山朝拜西王母的路线，就是先北上取道河套地区，以玉礼器拜会当地豪强首领河宗氏，然后再沿黄河一线向上游地区进发，盖非出于偶然。周穆王的行程或许是对应着一条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史前玉石之路。[10]以大件玉礼器生产为突出特色的西北史前文化即齐家文化，在此充当着重要的传播中介作用。迄今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大件的玉刀和玉铲，[11]但尚未出现齐家文化玉戈，不过民间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中却不乏玉戈。如周南泉新著《玉工具与玉兵仪器》第255—256页就收录3件齐家文化玉戈的图片，其可靠性应存疑。[12]窃以为，在古玉收藏界真伪混杂的情况下，严谨起见，在没有正式发掘出土的齐家文化玉戈之前，暂不宜轻易使用民间收藏品作为研究的直接资料，至多可作为一种参照。
图9—5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2009年摄于首都博物馆早期中国展）
第四，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所出玉戈4件（图9—5）。除了淅川下王岗的1件外，其余3件皆出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文化的墓葬中。其年代略早于商代，或与早商时期重叠。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还出土铜戈2件，是中原地区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铜戈。这就暗示着玉戈和铜戈之间有相互关联，究竟是玉戈模仿铜戈呢，还是铜戈模仿玉戈？仅仅着眼于二里头文化本身，这个问题难以解答。在中原周边的史前文化中探寻更早出现的戈，可以获得解释的线索。
学界一般将二里头遗址视为华夏第一王都所在，即夏朝晚期的都城，所以对此地出土文物的文明史价值极为看重，甚至会忽略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事实。无论是对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还是玉器，都存在这样的观点倾向。例如，在论及“二里头文化兵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问题时，前引《二里头文化兵器初论》一文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的玉钺形制，明显受到东来和东南来的文化影响，如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钺。“二里头文化的戈如空穴来风，石戈、玉戈和铜戈迅速出现，且只出现于二里头遗址中，对同时期的文化尚未产生影响。”[13]这样的立论观点，似乎无视先于二里头文化出现的陕西石峁文化玉戈，把中原王朝玉兵器的出现用成语“空穴来风”来形容，未免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盲点和以偏概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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