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玉器中的双龙与拱璧

自秦始皇被喻为“祖龙”（《史记·秦始皇本纪》）开始，秦汉时代将天子比喻为龙的做法日趋流行。这种“真龙天子”的象征传统，在后世逐渐发展为华夏龙形象的主流。但是与作为升天中介之龙的象征传统相比，象征最高统治者的龙传统显然要晚出。那么，秦汉时代的二龙穿璧（或二龙盘绕玉璧）模式是怎样起源的？寻找这个问题的解答，就相当于梳理出在象征天子之龙的小传统之前，象征升天工具之龙的大传统的古老传承线索。

从四重证据即出土文物方面看，在东周时期的玉器造型中，有二龙拱璧的题材流行，如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双龙形玉璧（图8—20）、^[23]2006年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玉器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二龙拱璧玉佩（图8—21）、“神人与龙形玉佩”（荆州博物馆命名，图8—22），以及荆州院墙湾楚墓出土“神人操龙形玉佩”（图8—23）等。将这些或有人形或无人形的玉佩放在一起审视，即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先秦神话造型系统，足以揭示出相对统一的主题：人乘龙升天通神。这就给秦汉的画像砖或画像石造型中的“二龙穿璧”模式找到了更加古老的图像表现原型。

图8—20　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双龙玉璧

（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5卷）

图8—21　湖北荆州熊家冢出土的二龙拱璧玉佩

（摄于荆州博物馆）

图8—22　湖北荆州熊家冢出土的神人与龙形玉佩

（摄于荆州博物馆）

图8—23　湖北荆州院墙湾楚墓出土的神人操龙形玉佩

（摄于荆州博物馆）

图8—24　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梯形双龙玉佩

（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3卷）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卷收录的江陵县九店44号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龙形玉佩”，即有二龙戏珠形象之雏形的意味。而二龙相对的形象，早在西周玉器中就有所表现，如山西曲沃晋侯墓地102号墓出土的梯形玉佩（图8—24）。^[24]该玉佩上下端共有16个穿孔，据推测为用穿珠管的方式形成玉组佩。若是玉牌的二龙头上方配以玛瑙珠等，则也能呈现二龙戏珠的组合意象。(www.xing528.com)

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龙形玉佩”也表现了大同小异的图像题材。这隐约透露出楚国玉器加工艺术中潜含着的神话主题：作为通神升天象征物的二龙和玉璧。联系《楚辞》以来的诗歌传统，对此能够有更好的体会。《离骚》曾讲到乘四龙驾之凤车的天空遨游体验：“驷玉虬以乘鹥兮，盍埃风余上征。”王逸注：“有角曰龙，无角曰虬。鹥，凤凰别名也。……埃，尘也。言我设往行游，将乘玉虬，驾凤车，掩尘埃而上征，去离世俗，远群小也。”洪兴祖补注：“言以鹥为车，而驾以玉虬也。驷，一乘四马也。虬，龙类也。”^[25]从屈原的文学措辞中可知龙凤皆为神话想象的天体遨游的载体。我们在先秦玉器上看到的诸多龙形玉佩、凤形玉佩、二龙拱璧和二凤拱璧等表现形式，当然也可从升天旅游神话的图像叙事方面去理解。李白《玉真仙人词》云：“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李商隐《九成宫》诗云：“云随夏后双龙尾，风逐周王八马蹄。”可知在后世文学家想象中的双龙，依然是腾云驾雾的升天使者形象。在前面引用的荆州院墙湾楚墓出土的“神人操龙形玉佩”（图8—23），分明可见一神人头顶玉璧、左右手臂张开各持一龙而腾空的奇妙姿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二龙相对拱玉璧的雕刻形象还有一个细节，即在二龙头后身体上方，又各刻画出一只凤鸟形象。据此，可改称此玉器为“神人操二龙二凤拱璧升天玉佩”。

图8—25　陕西扶风西周墓出土的龙首形玉匕

（引自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

以上对二龙形玉器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另外的玉器造型——双龙对应意象。此类成双成对的玉器制作，见于商周时期。如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一书所收录的一对“龙首形玉匕”（图8—25），是1992年陕西扶风县黄堆村25号西周墓出土的，现藏宝鸡周原博物馆。该器物为高8厘米、厚0.2厘米的青白玉平雕龙形，龙身呈直体条状，上端恰似一张口翘鼻的龙头，下端为斜刃，刃部锋利。在位于龙头角上钻一小圆孔，可穿系。^[26]至于同墓中有无配合此二玉龙的珠管等其他器物，因报告中没有提及，尚不可考。

此类双龙或双凤对应的图案或器物造型，在商周出土文物中不乏其例。如1979年扶风县齐家村41号西周墓出土的一对玉鸟佩；1976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宗庙）遗址出土的“双凤鸟纹梯形玉牌饰”。尤其是以下两对西周龙形文物，墓葬级别高，器物精致讲究，值得仔细辨识和研究：1981年扶风县强家村1号西周墓出土了一对“人龙合雕玉佩”（图8—26）；一对“人龙鱼合雕鸟形玉佩”（图8—27）。后者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头部旁侧，两件大小、质地、纹饰均相同。若和墓主人头部联合起来看，则呈现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另类二龙戏珠造型：这种随葬安排的二玉龙，上承史前红山文化牛河梁墓的随葬二玉龙现象，其神话观念意味着二龙保驾墓主人升天。推考这一想象模式的由来，居然有近6000年的历史。

由以上诸实物案例可知，二龙并列意象题材的出现，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已揭开序幕。到夏商周三代之后，一直延续不断。不论其表现形态如何，均与后世的龙珠神话和所谓二龙戏珠造型有明显差异，其所体现的主要观念是沟通天地之工具，祈祝和协助凡界王者或逝世者能够升天。

图8—26　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人龙玉佩

（引自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

图8—27　陕西扶风出土的人龙鱼合雕鸟形玉佩

（引自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

龙在神话中所特有的潜渊和升天功能，使之成为先秦时代常见的升天媒介或腾空坐骑形象。下文再列举二例略加说明。

第一，《楚辞·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一句，可以说明当时神话观中有虬龙充当熊的坐骑的情况。除了坐骑之用外，神话中还常见龙驾之车，甚至马车也被想象为龙车。《吕氏春秋·孟春》载：“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高诱注：“《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六尺以上为马也。”这些2000年前的龙马之喻无疑来自更古老的神话思维类比。龙充当坐骑的图像叙事也可上溯到6000年前。《西游记》想象的唐僧的坐骑名叫“白龙马”，良有以也。华夏所推崇的龙马精神，早将飞龙在天的神话想象与天马行空的神话想象相互认同合一了。

第二，前引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塑图像（本章第二节），龙为坐骑让人乘坐的形象非常明显，而且其年代之早，突显出其为史前文化大传统遗留在文明中的母题。

第三组蚌图，发现于第二组动物图案的南面t215第5层下（打破第6层）的一条灰沟中，两者相距约25米，摆塑图案有人骑龙和虎等。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北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腾飞状。在龙虎的西面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因被两个晚期灰坑所打破而看不出是什么图形。在飞禽与龙之间还用蚌壳摆一个圆圈。^[27]

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塑龙的出现，对龙神话起源给出真切的天文想象信息。据此可知，在史前先民仰观俯察的长期实践中，华夏的天文神话观催生出天上之龙星的想象；而以彩虹、虹蜺（即，是雨后或太阳出没之际天空所现七色弧线）、闪电、霁云等为龙的类比联想，又幻化出天地之间沟通使者的神话角色观念。^[28]史前先民为了将神秘莫测、出没无常的龙虹给以固定化、对象化的物质表现，便采用天神恩赐人间的美丽透明的石头——玉石，加工成弯弯的彩虹形状，命名为“璜”。^[29]又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化出龙首璜、双龙首璜、熊龙首璜、双熊首璜等特殊形象。^[30]考古实物可以证明，玉璜在东亚出现已有约7000年的历史。璜在各个史前文化中的普及流行和传播，有助于龙星与龙虹两类神话的结合。经过功能转换，到夏商周三代时，龙便承担起载人升天的功能，与神鸟、鹰、鸮及凤凰（朱雀）之类飞禽一样，成为天地间的神话使者或运载者。黄帝骑龙升天的说法就是最好的明证。各种各样的龙形玉佩或龙凤形玉佩出现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31]与二龙对应的形象塑造相得益彰。西周玉器造型已出现人龙合体形象。到秦汉以后，龙的功能再度发生重要转化，成为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象征。这就是目前的图像材料分析给出的龙神话发生学解释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