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依次分析的三种对象，本章列举二龙戏的第四种对象是蜘蛛。
2007年11月4日笔者在河南禹州考察时，在禹州市文物库房院内看到一口宋代的黄釉水缸（图8—13），上面画着巨大的二龙戏珠图案，处在二龙之间的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原来二龙戏珠的另类版本居然是“二龙戏蜘蛛”。这难道是一种出于民间艺人的恶作剧吗？
参照华夏传统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神话学材料，可以看出蜘蛛也是十分重要的神话意象，其被表现的年代几乎和龙一样古老。汉语文献材料中记述的蜘蛛要晚出很多。如《关尹子·三极》云：“圣人师蜂立君臣，师蜘蛛立网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制兵”，讲的是圣人模拟蜘蛛而发明网罟的仿生学原理，其源头当为前文字时代大传统的口碑神话材料。
据彝族神话史诗《梅葛》所述：在开天辟地之际，打雷来试天，地震来试地，试天天开裂，试地地通洞。用松毛做针，蜘蛛网做线，云彩做补丁，把天补起来。用老虎草做针，酸绞藤做线，地公叶子做补丁，把地补起来。
再看俄罗斯比较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对东北亚民族和美洲印第安民族神话叙事的分析，蜘蛛母题则是作为文明使者形象的一种化身出现的。
图8—13 宋代黄釉缸上的二龙戏蜘蛛
（摄于河南禹州文物库房）
美洲和非洲本地部落的文明使者往往有着动物的名字，且有着动物的外形（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文明使者主要是乌鸦、水貂、家兔、丛林狼，乌龟；非洲的则是羚羊、猴子、变色龙、蚂蚁、蜘蛛、金龟子、山羊）。但是文明使者往往不会像图腾祖先那样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凡人进行活动的。动物的名字往往成了氏族或人的名字，而他们变成相应的动物形象只是为了说明它具有变幻的魔术，或是打猎时所施的巧计。[13]
文明使者形象可以用众所周知的希腊普罗米修斯神话为代表，其叙事中主人公的目的就是为人类谋求福利。据梅列金斯基考证，此类文明使者的动物化身母题起源于史前萨满教信仰时代，具有大传统的深厚想象基础，早在东北亚的古亚细亚人祖先与北美印第安人祖先尚未断绝往来以前就存在。此类原始神话在向宗教传说过渡的过程中，文明使者也可能转化成天神、天神使者或史诗英雄。由于文明使者的双重性格（有时表现为孪生子），他们就成为动物故事、笑话、家族传说等民间叙事的惯用人物题材。这是我们在童话和传奇故事中看到蜘蛛人格化形象的文学背景。
鉴于古亚细亚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早已中断，我们将这两个民族的“渡鸦”史诗的进化过程作一比较，对从总体上确定原始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说古亚细亚人和印第安人的古代神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而关于沃隆的笑话和同样塑造了该形象的动物神话，日常生活神话、魔幻英雄神话则大相径庭。但是沃隆这一形象以及有关沃隆的故事情节（尤其是沃隆由文明使者变为可笑的骗子和贪吃鬼的情节）的发展趋向在古亚细亚人和印第安人的民间口头创作中基本还是一致的。况且，这也顺应了北美洲印第安人描写其文明使者（神貂、鱼神、蜘蛛仙、伊克托米、老仙、马纳博扎、丛林狼神；他们同时还会是创世者和骗子）传说的共同发展趋势。[14]
关于蜘蛛母题在印第安神话中的角色，还可参看列维—斯特劳斯的多卷本大著《神话学》的分析论述。
在文明社会建立之后的神话和文学中，蜘蛛是作为文化记忆而存留下来的。例如，在希腊神话中也有神灵将人变化为蜘蛛的母题。《希腊众神的日常生活》一书指出：阿波罗的愤怒是由人类的献祭来平息的。神明能够实施惩罚，也能撤回惩罚。在希腊神话中，存在很多神明对人类的惩罚，这种惩罚有时候乃是将人类变形，变为另外一个物种。著名的例子是吕狄亚姑娘阿剌克涅（Arachne）胆敢向雅典娜女神提出比赛织布技艺，因此被女神变为蜘蛛的故事。[15]如此神话情节对应着史前社会定型的性别分工：男耕女织。晚近的女性主义神话学对此类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当比较神话学的视野转回到中国本土并向历史最深处探寻时，可以在华夏的中原地区找到非常古老的史前图像叙事案例，这也许是迄今能够看到的世界上最初的蜘蛛形象之一。那就是属于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天文神话表现。
1987—1988年发掘的西水坡遗址，除45号墓陪葬该墓死者的一组蚌塑龙虎图外，还发现两组同一时期相距不远的蚌塑龙虎图：第二组蚌图摆塑于m45南面20米处，t176第4层下打破第5层的一个浅地穴中。其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其龙头朝南，背朝北；其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联为一体；其鹿卧于虎的背上，特别像一只站着的高足长颈鹿。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在蜘蛛和鹿之间，还有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斧。[16]
据发掘者推测，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壳摆塑的三组动物图案，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对应着子午线。第一组摆于m45号墓主人的左右两侧，显然是用于陪葬以显示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蚌壳动物图案与m45号墓相关。古人幻想死后升天的观念看来起源甚早。对濮阳西水坡m45号墓主人身份的判断，以巫师兼社会领袖为主。他死后不仅殉葬3人，而且还在骨架左右精心摆塑着天文神话的龙虎图案。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针对第二组图案推测其为后世道教的龙虎鹿三跷，是帮助墓主人上天入地的动物形象。[17]唯独蚌塑的蜘蛛形象却没有得到解释。既然龙虎形象皆为天文神话想象的星象，那么蜘蛛形象或许也和天文神话相关，因此也牵连着龙戏珠主题的设想来源。
史前先民通过仰观星空的实践，建构出体系性的天文神话想象模式，后世熟知的关于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的四神模式，便是天文神话在文明中的遗留变体。至于更早的模式中为什么有龙与蜘蛛的图像组合，文献失载，后人已经无从考索。但是宋代陶缸上的二龙戏蜘蛛造型却分明显示出大传统依然通过图像传承而延续。除了第四重证据的图像以外，在来自民间民俗的活态文化中也能够找到充分的物证，说明二龙戏蜘蛛的表现模式由来已久，绝非宋代人的发明，而是来自远古的一个悠久传统，可能承继着仰韶文化以来的天文神话传统。下面举出2009年春节在陕西咸阳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花馍艺术节上，关中农村百姓生活礼俗中传承的二龙戏蜘蛛模式（图8—14、图8—15、图8—16）。(www.xing528.com)
图8—14 陕西关中民俗花馍二龙戏蜘蛛
（摄于2009年花馍艺术节）
图8—15 陕西关中花馍双凤牡丹，其上方的二龙戏珠形象仍然是表现蜘蛛
（摄于2009年花馍艺术节）
图8—16 陕西关中花馍，表现蜘蛛形象的二龙戏珠花馍，所不同的是在二龙中央的太阳轮上安排着一双蜘蛛，其上下方又有双蜻蜓和双蝴蝶的形象
（摄于2009年花馍艺术节）
蜘蛛与龙和太阳是怎样联想到一起的呢？先民在观察自然时，看到蜘蛛具有结网保护的作用，就将此功能投射到人与神的行为上，形成朴素的神话故事。以下是人类学家采自印度蒙达人的神话：
在印度半岛东北部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土著民族蒙达人中，流传着一个类似的故事，而情节上则有奇妙的改变。该故事说，名叫辛波嘎的太阳神最先创造出了两个泥土人形，一个代表男，另一个代表女。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赋予他们生命，那狂暴的马就预感到自己将来会落入人的手中，忍受被人奴役的命运，于是就用四蹄把两个泥人践踏为土。那个时候，这匹马还长有翅膀，跑起来的速度比现在要快得多。当太阳神发现那匹马把自己创造的泥土人践踏毁坏的情形，他就改变了创造的方式：先造出一只蜘蛛，再造出两个人形，如同被那匹马所踏坏的两个人一样。随后，他命令蜘蛛去守护那两个泥土人，不让他们被马侵犯。于是，蜘蛛用自己编织的蛛网把人形包裹保护起来，使那匹马无法再接近他们。随后，太阳神将生命赋予这两个人，他们成为人类的祖先。[18]
在此神话中，蜘蛛充当着太阳神创世主创造人类这一伟大业绩的助手，其保护功能得到体现。除此以外的蜘蛛或蜘蛛网的神话联想，还有命运、母神、太阳等。米特福德（Mitford，M.B.）编的《符号与象征事典》一书，对此给出的跨文化归纳如下：
蜘蛛的神话在许多文化中出现。在中国，顺着一根丝滑落下来的蜘蛛，象征着从天而降的幸运。一般说来，蜘蛛作为编织命运者，象征着编织命运的大地母神，另外也表示太阳。因为如同太阳从灼热的中心向四周散发光芒一样，蜘蛛也通过它自己创造的放射状的蛛网来突出蛛丝。所以在美洲原住民神话中，蜘蛛等于女人，等于创造者，等于太阳的女儿。在日本，蜘蛛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过客俘虏到自己的蛛网中。[19]
关于美洲印第安神话的蜘蛛女形象，可参看霍皮人和纳伐荷人的女神神话。以蜘蛛为形象的女神既是创造者和庇护者，又是部落祖先智慧的拥有者。[20]
蜘蛛被神化为保护人的母题也同样出现在中国文学中。在河南淮阳的伏羲太昊陵，流传着伏羲大神化为蜘蛛保佑落难中的朱元璋的故事，异常生动地体现出蜘蛛形象背后潜藏的神性意蕴。
我们现在看到的陵群格局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据考证是仿照南京明故宫建造的，太昊陵为什么要仿南京明故宫而建造呢？相传在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起义，吃了败仗，剩下孤家寡人，被追兵追得走投无路，惶惶然逃到了太昊伏羲氏的小庙内，看到伏羲氏塑像，跪下便拜：“人祖爷啊，你若能保我平安无事，今后夺了天下，一定依照皇家宫殿，替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话音刚落，但见一只蜘蛛在庙门飞快地结起了蛛网。元兵追到庙前，见蛛网封门，便追向别处，这才让朱元璋躲过大难一场。后来，朱元璋得了天下建立明朝，便依照自己的皇家宫殿重修了太昊伏羲陵。[21]
综上所述，中原文物图像和陕西民俗花馍所表现的二龙戏蜘蛛主题，代表着常见的龙珠神话想象之外的另类表现模式，它一方面完全符合汉语的谐音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具有深厚的大传统神话基因。更加具体的图像叙事解读与探源工作，还有待新材料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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