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玉璧文化符号的编码意义

玉璧，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原型性编码符号，既然在华夏社会的上层生活中持续了数千年，它一定会给后世文化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上文就“璧”的本字“辟”作字形和语义分析，下文再列举璧在中国文化文本中多方面的符号衍生现象，这一现象可称之为文化符号的“再编码”，如：玉璧与钱币起源——圜钱；玉璧在汉画像中的图案模式表现，如“连璧纹”与“二龙穿璧”等；从璧到辟雍（太学）的建筑形式；从璧到天坛的祭坛形式；从璧到璧形墓葬；从璧到砚台、铜镜的形制；等等。

先看玉璧与圜钱的起源。中国人习惯把铜钱叫做“孔方兄”。在后世流行的圆形方孔的铜钱之前，还曾有过圆形圆孔的钱币。这种圆形圆孔的铜钱在外观上和玉璧几乎别无二致，如出一辙。对此，现代学者多有高见，提示铜钱起源于玉璧的线索。如高鸿缙《中国字例》指出：“是知璧者，小孔之环也。玉质扁平，形圜而孔圆。古人以为瑞信，亦用如货币。《左传》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僖负羁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璧者，货币也。周人有以铜仿璧形制之者。今考古家称之为圜钱。”（图5—6）马叙伦也认为：“古以玉为货，璧盖本以石为货时代之钱币。取石之美者琢而穿之，联之以系，以便佩携。后世之钱有孔而以若干钱为一贯者，即其遗俗也。……玉为一璧以上相连贯，实即珏之初文。……《淮南·原道训》：‘玄玉百工。’工非工巧之工，即二玉相合之珏。玉工一字也。”^[37]

图5—6　东周时期的圜钱

（引自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

古文字学家高鸿缙讲到圜钱脱胎于玉璧，这种钱币是先秦时期铸造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简称“环钱”。圜钱的外形有两种，即圆形圆孔的圜钱和圆形方孔的圜钱。圆孔的圜钱是原始形式，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成圆形方孔的圜钱。^[38]以铜圜钱的主要产地秦国为例：“圆孔圜钱铸造较早，形态较为原始，直径在3.6—3.7厘米，重量在14克左右，面文均有‘一两’二字。目前所见多为传世品。方孔圜钱直径在3.5厘米左右，一般重在7克左右，个别重达10克以上。”^[39]钱币学家也认为，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理由很简单，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尔雅·释器》分别用“好”和“肉”称谓璧的中孔部分和实体部分。环钱的穿孔也称为“好”，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40]据此可知，圜钱的产生是以更加古老的玉璧为原型的。

玉璧在周代影响到铜钱的产生，再到秦汉两代催生出建筑用砖和墓葬画像石中的最流行的图案表现模式，如十字穿璧、连璧纹、二龙穿一璧、二龙穿多璧（图5—7），等等，构成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章节。同时，其所传达的天国神话想象意蕴，反而比以前更加明确和生动。就玉璧的神话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重庆巫山县出土东汉墓葬中带有“天门”二字的饰棺铜牌（图5—8）。^[41]从其玉璧形中套有玉璧的造型特征看，或可称之为铜璧。笔者曾从四重证据法的意义上，对“天门”铜牌的诠释学价值作出如下评述：

图5—7　二龙穿四璧天国图：河南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汉墓后室顶脊

（引自韦娜：《洛阳汉墓壁画艺术》）

图5—8　重庆巫山出土的东汉鎏金铜牌饰标本A3：门阙，中央玉璧，上书“天门”二字

（引自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鉴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

汉代文物榜题的“天门”二字无疑属于二重证据，而文物整体连同其刻画的图像在内，均属于四重证据。一件文物上同时出现二重证据与四重证据之间的相互证明、相互阐释作用，这对于重建神话思维支配下汉代人死后世界观，具有前无古人的证明优势和阐释优势。赵殿增先生所写《天门考》一文，以四川巫山、简阳等地出土的石棺、铜牌等文物为例证，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42]这些石棺与铜牌上都用汉隶在阙楼上中部刻着“天门”二字，而这些石棺与铜牌上所表现的“天门”，其重要特征即于数重楼阙上饰之玉璧与瑞兽（龙、虎、朱雀之类）。^[43]

对照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咸阳秦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二龙盘三璧空心砖图像（图5—9），可知汉画像中的玉璧表现模式完全继承自先秦和秦代。如果汉代的玉璧象征天国之门，那么这种神话蕴含肯定不是汉代人发明创造的，而是继承自遥远的古代，即玉璧发生的文化大传统。

图5—9　陕西咸阳秦一号宫殿出土的二龙盘三璧空心砖

（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现代读者对天国之门在古汉语中简称为“天门”的神话想象还缺乏一些感觉的话，那么建议多涉猎一些我们称为“第三重证据”的民俗文化事项，看看天门在神话世界中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一种母题。彝族的《超度祖灵升天经》（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藏本）就有相关的生动描述：

天有九重天，

地有七道地；

世代如此传。

……

祭祀为首要；

用牲祭天地。

祖妣上天门，

牵绵羊抱鸡，

以便开天门，

代代皆如此。

衣朴素无妨，

用鸡祭神龙。

祖先进天门，

天门必须祭，

祭后能进去。^[44]

在彝族的宗教经典叙事中，天门作为活灵活现的一种想象的形象，如何代表天国的门户，发挥着接引人类逝去的祖先魂飞天国的重要功能，已经十分清楚。天门与神圣祭礼和死者葬礼的宗教想象关系，也得以大白于天下。以此为借镜，反观华夏上古葬礼中一再出场的玉璧实物或玉璧形象（战国棺木上的彩绘玉璧和汉画像石上雕刻的玉璧），其如何引导天国之门的神幻想象问题，也就大致可以迎刃而解了。

由玉璧衍生的第三种重要的文化符号，是古代国家的官办学校——太学，古汉语称作“辟雍”，亦作“辟雝”。西周青铜器《麦方尊》铭文中就有国王“在璧（辟）雍”（6015）的说法。^[45]可见，西周时期“辟”与“璧”通用。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的王室学校，校址圆形，围以水池，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王室皆有辟雍建筑，除了供皇家子弟学习之外，也是举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神圣场所。班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云：“又迳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于其下，为辟雝也。”班固等人的这些解释虽然出于汉魏时代，他们所言辟雍建筑用圆形格局模仿玉璧的设计原理，还是充分可信的。

辟雍是国家级教育建筑，地方性的类似教育机构称为“宫”。因为不得比照天子用圆形建筑，只能采用半个玉璧的形状，建成半圆形的水池形制。这就是我们在西安碑林和各地州县的孔庙大门前看到的半圆池水景象。《礼记·王制》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宫。尊卑学异名。”《文选·潘岳〈闲居赋〉》云：“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萦映，圆海回渊。”李善注引《三辅黄图》：“明堂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叙述说：“（宋）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仰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从唐宋到明清，辟雍之制大体不变。清代陈鳣《对策》卷一评论说：“又有学宫等俱在城中，而别建明堂、辟雍于郊外，以存古制，如祭天之坛，冠冕之市也。”在陈鳣的说法中，可以看出辟雍的形制、帝王祭天的圆形天坛和个人所戴的圆顶冠冕，也有神话观念上的类比关系。

日本学者白川静在论说金文中的“葊京辟雍”时推测“：盖辟雍之内，有一大池，池中央筑以高台，奉为圣处。《诗经》所言灵台、灵沼，就是这个地方。《周礼》大司马职谓天子于四时，立旗狩田，以供祭祀。辟雍所行正谓此事。辟雍之礼于昭穆期频频出现于金文。”^[46]元代陈浩《礼记集说》也有标准的解说“：汉代儒者注经，以为辟雍水环如璧，泮宫半之。”其实若从玉器实物的原型看，自古就有“半璧为璜”的说法。辟雍的结构是复制玉璧，泮宫则是复制玉璜。

华夏文明的神话理念一脉相传，在今日北京城安定门内国子监旧址中，依然能看到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造的辟雍。它位于白石护栏的环河（即模拟玉璧的圆形水池）中央，大殿前有乾隆御笔题写的“辟雍”大字匾额。环河四周修有4座石桥，莫非是要效法《周礼》所说的“四圭有邸以祭祀天”的一璧贯四圭之形制？

玉璧衍生出的第四种文化符号是璧形墓葬。玉璧既然能够代表天国之门，那么有意识地让死者进入璧形的墓穴，不也能够传达出先下地、后升天的美好神话蕴意吗？2012年7月12日的新闻，安徽考古工作者在蚌埠双墩发掘的一号春秋墓中，看到一层圆环状的白土垫层（图5—10），媒体上耸人听闻的问句是：“白土玉璧”是最早的室内装修？其实双墩发掘的一号春秋墓所谓的“白土玉璧”，就是古墓建造者有意模仿玉璧修筑墓穴的创新尝试，可以称之为典型的璧形墓葬。

图5—10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的白土垫层模拟白玉璧

（引自阚绪杭等：《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

图5—11　河北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二龙出廓璧

（引自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

限于篇幅，最后需要略加提示的玉璧衍生符号物还有铜镜和砚台等。由此更能体会，一个文化的核心符号之原型编码，会具有怎样的符号再造能产性。唐代文人杨师道在《咏砚》诗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的句子，所描写的是隋唐时期盛行的环形砚。这种砚台又称“辟雍砚”，砚面呈圆形且周边环水如辟雍。仅仅这个名称就足以透露这类砚台与玉璧的神似关联。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金镶玉设计是如何复制已知最为精美的汉代出土玉璧的，读者只需比较一下文末的两张图片（图5—11、图5—12），就足以领悟了。这一设计在全球媒体上曾经被热议，但是不知有多少人能够从中悟出华夏的玉璧神话及其深远的7000年原型？

图5—12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设计展品(www.xing528.com)

（摄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震旦馆）

【注释】

[1]金属璧和玉璧一样能够代表天命和神意。《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改制时，有冠军 （转下页）（接上页）张永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曰：“予视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1676页。

[2]参看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

[3]李陈奇、赵评春：《黑龙江古代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及以下）。

[4]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5]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1—164页。

[6]二里头文化出土玉器中称得上玉璧的，仅有2件“璧戚”（参看本章图5—2），可见并不是当时玉礼器的主流器形。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商代早期遗址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7]邓淑苹：《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第28—29页。

[8]傅举有、徐克勤：《湖南出土的战国秦汉玻璃璧》，《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2期。

[9]傅举有、徐克勤：《湖南出土的战国秦汉玻璃璧》，《上海文博论丛》2010年第2期。

[10]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100页。

[11]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403页。

[12]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13]郑建明：《史前玉璧源流、功能考》，《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4]雷广臻：《玉玦、玉璧仿生原型探源》，《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1999—2006）》第3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45页。

[16]同上书，第942页。

[17]蔡运章：《屈家岭文化的天体崇拜——兼谈纺轮向玉璧的演变》，《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18]李陈奇、赵评春：《黑龙江古代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0—11页。

[19]郑建明、马翠兰：《史前小型玉璧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20]同上。

[21]和氏璧原本是楚国的一块玉料。《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 （卞和）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22]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3页。

[23]同上书，第1584、1591页。

[24]贾疏云：“于中央为璧，谓用一大圭，琢出中央为璧形，亦肉倍好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天子以十二为节。盖四厢圭各尺二寸，与镇圭同。其璧为邸，盖径六寸。”同上书，第1584页。

[25]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版），第66页。

[2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9、110页。

[27]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28]参看赵瑾：《东周时期出土玉璧用途的初步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3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4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004页。

[30]同上书第1册，第31—32页。

[31]同上书第1册，第200、203页。

[32]金文中就有“章”“璋”二字通假的现象。

[33]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8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34]同上书，第134页。

[35]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36]统治者用玉璧代表天意的典型案例，除了《尚书·金縢》叙述的周公植璧秉珪祷告先王之灵一事，还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讲述的楚共王选择继承人时用璧一事。

[37]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38]丁福保所列西周东周四枚圆钱，皆为圆孔。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1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1页。

[40]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1页。

[41]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鉴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42]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43]叶舒宪：《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以西汉窦氏墓玉组佩神话图像解读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4]朱崇先：《彝族氏族祭祖大典仪式与经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594页。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5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704页。

[46]［日］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温天河、蔡哲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