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璧的历史演变及文化传承

文学人类学研究近年提出的文化理论创新原则是：以符号媒介为基准重新划分文化传统，将先于和外于文字的传统作为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传统为小传统；并将先于文字出现的图像叙事、物的叙事作为文化文本研究的一级编码，将文字发生作为二级编码，将早期的经典作为三级编码，经典后的写作为N级编码。^[2]这样的文化文本编码理论，旨在鼓励学者走出文字和书写文献的牢笼，大大加深对本土文化研究的历史深度和厚度。

从文化符号的视角回顾玉璧的历史，其悠久的程度，居然要比有文字记录的中国文明历史足足长出一倍，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无法比拟的。迄今为止的出土资料表明，玉璧大约在距今7000年的黑龙江和吉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率先出现，主要是4—6厘米的小型玉璧。^[3]随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得到继承发展，又在距今5000多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得到延续，并再度南下，传播影响到距今约5000年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波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4]

史前玉璧的发展历程用了近3000年时光，从最初的佩饰用的小型系璧，演化发展为大型的随葬重器，即南方地区史前玉文化最主要的玉礼器器形。此后，在距今4500—4000年龙山文化繁荣之际，玉璧继续向南方传播，抵达广东的珠江流域；同时沿着长江向西传播，催生出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玉璧；^[5]再通过大汶口文化玉璧、玉璇玑的西传以及北方红山文化玉器及南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多重影响，才后发性地进入中原地区的玉礼器群，规模性地出现在山西芮城庙底沟二期文化、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生产中。玉璧进入中原文明的意义在于，经过二里头文化和商代早期的短暂衰微冷落之后，^[6]到了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终于得到后来居上的发展繁荣。除了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素璧形制之外，还出现了雕刻龙纹等纹饰的创新型玉璧，玉质精美且器形大的玉璧被奉为国宝。

到东周时期，随着西玉东输运动的升级，玉璧生产呈现数量逐渐增多和玉质逐渐优化的趋势。在战国至秦汉时代，采用新疆和田玉料精制而成的大型玉璧，成为华夏统一大帝国最主要的玉礼器形式，也是帝王贵族们须臾不离、生死相伴的神物和圣物。在上古史中，最著名的玉璧传奇是发生在秦赵之间的“完璧归赵”故事；最值得重新认识的玉璧功能是刘邦带到鸿门宴上的一对白玉璧；最令人称道的考古实物案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主墓穴出土的47件大玉璧，其中有14块玉璧垫在丝缕玉衣与南越王尸身之间，几乎围满死者的前胸后背（图5—1）。玉衣的头顶部分也是用一件玉璧缝制的。有专家联系良渚文化墓葬的类似情况，推测汉代随葬大量玉璧的观念动机是，“可以增加墓主灵魂通天的能力”。^[7]鉴于南越王墓除了玉璧之外，还随葬有大量陶璧，显然是玉璧的替代品，表明西汉时代珠江流域的统治者对璧的数量追求已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在玉璧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退而求其次，利用制陶术生产和使用玉璧的替代品。

图5—1　死后的天人合一梦想：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玉衣内14块玉璧，祈祝墓主升天

（摄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无独有偶，考古工作者在毗邻广东的湖南地区汉墓中还大量发现另一种玉璧替代品——玻璃璧。傅举有等所作《湖南出土的战国秦汉玻璃璧》一文专门介绍了该地战国秦汉时期的玻璃璧。他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湖南出土了大量距今2000多年的玻璃器，品种非常丰富，有礼器、生活用品、葬器、佩饰等，数以千百计。经过科学检测，这些玻璃器的化学组成，与古代世界各国不同，造型和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世界玻璃史上独树一帜。湖南许多县市都出土了玻璃璧，如长沙市出土101件，其中楚墓97件，秦汉墓4件；益阳市楚墓36件；资兴市20件，其中楚墓19件，汉墓1件；衡阳市9件；湘乡市7件；汨罗市6件；平江县2件；郴州市、浏阳市、大庸市、临澧县、株洲市、永州市、辰溪县、龙山县各出1件；等等；共计201件。目前全国共出土战国秦汉玻璃璧233件，湖南出土的玻璃璧占全国总数的86%，这说明中国古代玻璃璧的主要产地在湖南。^[8]略分析其原因，显然是由于湖南地区缺少玉料资源，但是玉璧神话观的信仰传播却非常普及，东周秦汉之际的当地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用接近玉料的人工材料玻璃作为替代品。古汉语惯称玻璃为“琉璃”，这两个字皆从“玉”旁，属于后起的新字。这充分表明外来的玻璃在古代文字叙事的小传统中，被国人视为玉类新材料的编码观。

傅举有等的文章还根据玻璃璧的出土位置，推测其信仰背景：

目前的玻璃璧，多数是在墓葬中发现的，大多是放在死者的头部，如1983年湖南省汨罗县汨罗山第33号战国楚墓（图5）、第36号秦墓（图6）的玻璃璧，都是放在死者头部的。《周礼》郑注曰：“璧圜象天。”把玻璃璧置于死者头部，有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含意。^[9]

从“苍璧礼天”和“璧圜象天”等说法中可以看出古人的神话思维遵循的逻辑是类比。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念或许是驱动玉璧生产的根本动机。利用能够代表天体的玉这种物质，制成圆天的象征符号，这便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神话境界的华夏传统中，玉璧这种形制受到特殊的青睐，以至于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奥秘。那志良在《中国古玉图释》中较早阐发过《周礼》的“苍璧礼天”说。

古有祭祀天地四方之礼，所用的六种祭器，是代表六方之神的，叫做“六器”。其中祭天的，是用苍色的玉做成的璧，叫做“苍璧”。古人已然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祭祀时，要选用一件代表天神的器物，当然还要选用圆形之器，璧正好被选中了。苍璧在六器之中，是比较特殊的，其他五器，都与五行发生了关系，惟有璧不在五行之内。……苍的颜色，《尔雅》释为“青也”，苍璧应是青玉璧。^[10]

验证以大量的考古发掘实物，出土的玉璧确实以青玉璧数量最大，白玉璧和黄玉璧较为稀少，这和文献上的“苍璧礼天”说大致吻合。在本书中，我们将白玉崇拜释为华夏玉教观念史上的一场“新教革命”，并提示白玉璧同样与天的神话联想有关，可以代表天上的发光体，如日月星辰。文献方面的例证有《庄子·列御寇》篇的“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的著名比喻。班固《汉书·律历志》中也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之说。^[11]此外，还可举出公孙乘的汉赋《月赋》的描写：“炎日匪明，皓璧非净，躔度运行，阴阳以正。”^[12]公孙乘着眼于月亮，要表现的是宇宙运行的节奏意义。所谓“阴阳以正”，表明的是宇宙和谐不变的永恒秩序，可以为人类所效法。用玉璧比喻月亮，功能明确。

不过，近年来随着玉文化研究的拓展，也有学者对玉璧的神话学蕴含提出不同看法，如玉璧源于纺轮说、玉璧模仿太阳说、玉璧代表眼睛说，等等。郑建明在《史前玉璧源流、功能考》一文中提出，根据良渚文化玉璧在墓葬最主要的位置是胸腹上、下部位等上半身，其次才是脚端的情况，可推测玉璧是由仿东升西落的太阳而来。太阳有最明显的两点：一是每天从东边升起，象征着一种永恒与再生；二是清晨从地平线升起，具有一种向上托起的巨大力量。而胸腹部在当时人的认识里，应是灵魂所在，因此最精美的玉璧置于此，一方面可保护灵魂，另一方面借助太阳的巨大力量，将之向上托起，从头部上升至天穹，从而进入永恒与再生。而脚端的玉璧起辅助灵魂上天的作用，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多置一些，制作得粗糙一些无妨。^[13]

雷广臻参照我国史前岩画中对人物眼睛的刻画呈现为玉璧状，认为这绝不是单一的文化现象。如果和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以玦示目、以璧示目、以玉示目等现象结合起来审视，可以认为玦、璧等是眼睛的对等物，或者说玦、璧等是对眼睛的仿生。^[14]以上几种新观点的提出，旨在超越文献记载的局限，对局部地区考古发现的玉璧作文化功能的重新阐释。如果在取样方面能够较全面地覆盖，并更多参照比较神话学的材料，将有助于从局部的论述拓展到普遍性的论述。

从文化传播视角看史前玉璧的发展，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并不是多数拥有出土玉器的史前文化都有玉璧，像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目前都有玉器发现，却鲜有玉璧。其原因有待探讨：是这些文化本来就不存在崇奉玉璧的信仰观念，抑或是有玉璧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可以肯定的是，玉璧象征圆天的神话类比观念虽然产生得很早，但是本不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一般而言，人类作为观念动物，是观念决定行为，只有先接受这样的玉璧神话观，才会促成主动性的玉璧生产行为和使用行为。

第二，玉璧起源于东北地区，然后依次向南传播，最远到达广东，最西到达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地区，前后历时约3000年，覆盖中国多数地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范围，却一直没有能够进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也没有进入河西走廊西端的新疆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玉璧分布所能覆盖的地理范围，恰好是华夏王权所覆盖的核心区范围，这当然不是巧合，需要从玉璧象征意义所承载的神话意识形态作用着眼，展开系统的比较和分析。(www.xing528.com)

第三，早期玉璧的形制并不固定，以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陈奇、赵评春著《黑龙江古代玉器》所收录的25件新石器时代玉璧为例，就被编者划分为方形璧、出廓璧、梨形璧、方肩形璧、菱形璧、椭圆形璧、双联璧等类型。稍晚于此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璧以方形璧和圆形璧为主，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则保留着圆形璧和双联璧，扬弃了其他类型的璧。最后在南方的史前文化中只剩下一种圆形玉璧得到高度发展，并真正奠定了后世玉璧的基本形式。

第四，就玉璧传播分布地区看，为什么中原文化接受玉璧的时间最晚，而且发展过程相当曲折？虽然中原龙山文化就接受了玉璧这种在外围文化中已经流行数千年的礼器，但是很快就花果飘零，其器形也呈现出变化不定的情形。如2001年河南巩义市宋家嘴遗址祭祀坑出土璧形钺（图5—3），像璧又像钺，其文化含义也就显得模棱两可。

图5—2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璧戚

（2014年摄于良渚博物院夏代文明展）

图5—3　河南巩义宋家嘴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龙山文化璧形钺

（2014年摄于良渚博物院夏代文明展）

直到距今36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玉璧依然没有在这个早期的华夏王都地区获得普及流行。在宫殿、高等级墓葬和灰坑等遗迹中都不见玉璧的踪影，替代玉璧的是大量的陶纺轮和一种被称作圆陶片的特殊器物（图5—4）。这两种圆片形的陶器，前者有中孔，后者无孔，有时在一座墓中同时存在，其文化含义暂不明确。《二里头（1999—2006）》一书中有如下案例：

圆陶片　标本3件，C型。

2003VG14：50，保存完整。泥质黄褐陶。利用捏口罐或大口尊的残片制成，近似圆形，周缘不规整，表面有绳纹。直径4.35厘米、厚0.65厘米。

2003VG14：51，保存完整。泥质深灰陶。利用尊的残片制成，椭圆形，周缘不规整，内壁有麻点。直径4.45—5.3厘米、厚0.7—0.9厘米。

2003VG14：59，保存完整。夹砂灰陶。利用炊器残片制成。圆角方形。周缘不规整，表面有绳纹。直径2.9—2.95厘米、厚0.45—0.55厘米。^[15]

此处出土的3件圆陶片，是用不同颜色的陶器残片专门改制而成的，必然是有意义的制作行为，不是下脚料，也不是制作纺轮时的半成品。同时出土的一件陶纺轮，直径大小与圆陶片相仿，为4厘米。其中孔的位置不在圆形的中央，而且是斜穿的。考古报告指出：“穿孔稍偏，一侧不在器物中央。”^[16]这就让人怀疑它的用途似乎不是纺轮，或许是一种疑似陶璧的器物。

图5—4　河南偃师二里头2003VG14出土的陶纺轮、圆陶片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1999—2006）》第2卷）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的蔡运章曾撰文论述玉璧源于纺轮的观点。他接受庞朴的看法，认为陶质环形器不是纺轮，而是原始宗教的法器；同时认为玉璧起源于同样外形的陶纺轮，并可以落实到距今五六千年的屈家岭文化。玉璧圆形圆孔的外形和纺轮一样，可以涵盖天圆的含义，而且其形体也是运转而不能自止的天体的象征。^[17]此观点意味着玉璧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地区，其主要论据基于纺轮与玉璧的外形相似性。这样的推理，似乎论证不够充分，在比屈家岭文化更早的黑龙江史前玉璧批量出现以后，就更显得说服力不足。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陈奇、赵评春所著《黑龙江古代玉器》一书，共收录该省各地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璧25件，按照年代分为早期和晚期两类：其早期玉璧以东部饶河小南山墓葬、鸡西市刀背山墓地，中部地区尚志市亚布力遗址等为代表，约距今7000—6000年；晚期以西部地区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烟筒屯镇新合村墓葬等为代表，约距今5000—4000年。^[18]就此看，玉璧仅在黑龙江一地的史前期发展就经历约3000年时光，可谓源远流长，自身传统异常深厚。郑建明、马翠兰撰文指出，西辽河地区早于红山文化的诸遗址如兴隆洼与查海遗址均未发现玉璧，相反，东北的吉林与黑龙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却发现玉璧。黑龙江距今7500—7000年的饶河小南山和距今6000—5000年的鸡西刀背山、杜蒙李家岗、泰来东翁根山等遗址，吉林距今7500—6500年的聚宝山、腰井子遗址均有玉璧发现。此时玉璧的特点是器形多呈圆角方形或不规则圆形，体侧不见钻孔。与红山文化相比，其器形变化较大，显得较为原始。可见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互相交流的。红山文化的玉璧可能是受吉林等地早期玉璧的影响而出现的，并在红山文化中晚期反过来影响该地区。^[19]郑建明、马翠兰还分析了玉璧的出土位置：吉林与黑龙江早中期的玉璧在墓葬与地层中均有，且墓葬中的位置不固定，红山文化玉璧基本出自墓葬中，位置也相对固定，主要出自墓主头骨左右两侧或四周。如牛ⅤM1，2件玉璧位于头骨两侧；牛ⅡM21，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这显然具有特殊含义，与良渚文化的玉璧功能有相通之处。^[20]此类分析如果能更多取样，向数据化和细节分析推进，将会有更可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