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帛编码的大小传统总结

总结本章的讨论，玉帛两种物质在华夏文明中的特殊待遇，表明一种非常深远的神话化过程，其编码和再编码的历史程序性已经清晰可见。

从蚌埠双墩陶器上7000多年的蚕茧蚕丝形刻画符号，到红山文化玉雕神蚕形象，均可以视为无文字时代对蚕神的一级编码，即图像表现的神话编码；这种原型编码形式率先将玉和蚕（丝、帛）两种物质结合为一体，甚至在商周以后仍能与文字编码并行不悖地发展延续。而甲骨文中出现“玉”和“丝”等字形时，二级编码宣告问世，书写的小传统由此开启。文字表达的抽象化发展过程，让许多大传统的图像编码渐渐失传或被遗忘。“玉帛为二精”说在春秋之际的提出，作为三级编码，如果不结合大传统的玉蚕文物叙事，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让后人摸不着头脑。至于后代诗人墨客笔下的玉帛，如唐代常建《塞下曲》之名句“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等，只能看作用典式的N级编码。

玉作为天地山川孕育的精英，蚕与丝作为宇宙生命循环变化无穷的典范，二者共同承载的神话观念是生命的变化与不变。帛是缫丝的结果——丝织品；而丝是神秘生物蚕吐出的结果；蚕是体现神力的变化象征。玉来自天，带有非凡超俗的神的禀性。玉也能够变化——沁色，包浆，绺裂，复原。以玉为神和以蚕（丝）为神的观念结合，成就了“精物”的深度想象。民间中医信奉的玉养人、人养玉之说，在此获得神话观念的支持。

玉蚕形象的特殊意义不仅仅在于说明蚕神话的产生年代之久远，还能够说明二精的有机结合，即以一种“精物”（玉）来表现另一种“精物”（帛），更能够从历时性上诠释出一部玉蚕图像叙事的文化观念史，从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到2000年前的汉代，一线贯穿始终，其间的延续传承并没有中断过。

本节的余论是：从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玉殓葬，到西周的玉帛组合殓葬，古人丧葬礼仪行为和神话观的互动阐发，可以找到重要线索。上古人把玉和帛放在一起使用的礼仪场合，过去考古发现较少，主要原因是丝绸制品很难在地下埋藏环境中历经数千年保留下来。不过，2004年冬在山西绛县横水发现的西周墓，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玉帛组合葬式的真实，尤其能说明“玉帛为二精”神话观念的实际应用问题。

据考古报告描述，该墓葬之棺分外棺和内棺，棺木已朽烂并且塌落。外棺上发现了小木结构痕迹，以及状似帐架构件的铜具。木结构痕迹是方格状的木架，因已塌落成堆，难以了解其整体结构。据推测，这可能是墙柳之类的棺饰。“外棺之外是荒帷，也就是棺罩，当时应该是套盖在外棺上的。荒帷的残存面积约10平方米，其中西、北面保存相对较好，现存高约1.6米；西北角有塌陷错位的现象；南面的荒帷上部已塌落，现存高约1.2—1.3米；东面保存最差，仅余下部底裙的局部，高约10多厘米（图3—24）。荒帷整体是红色的丝织品，由两幅布横拼而成，下有扉边。……布的外面是精美的刺绣图案，主题内容是凤鸟。北壁的画面保存较为完整，至少可观察到3组大小不同的凤鸟图案。每组图案中间是一个凤鸟的侧面形象，昂首，大勾喙，凤眼圆睁，冠高耸，翅上扬，尾下卷，腿健硕粗壮，利爪。”^[84]关于西周国家的凤鸟图腾，笔者曾结合凤纹玉器实物作过专文论述，^[85]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同时使用丝绸与玉器的葬礼意义。对此，只要引用墓葬实景描述的细节，就不难体会古人的深切用心了。以下再借考古描述为本文结尾：

荒帷的附近散落着大量的玉、石、蚌质小戈、小圭，可能原来被挂缀在荒帷上或者附属棺饰上。在外棺东端的棺椁之间，有3具殉人骨架，用苇席包裹。墓主人头朝西，正对着墓道，仰身直肢，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上。身上佩戴着大量玉饰，其中头两侧是耳玦、束发的玉箍、带圆堵头的小玉串发饰，口中有大量的玉琀，颈部有玉蚕形料管项饰一组。墓主的左右肩和胸两侧，有5组骨牌联珠串饰组佩，胸部有3组玉璜玛瑙管组佩。胸到小腹上是2组柄形器，手里有握玉。^[86]

图3—24　玉帛为葬：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棺外的丝绸荒帷

（引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

【注释】

[1]如张岱年《论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编排的哲学范畴总表中，将“精（精气）”列入78个概念范畴之中。但在解说这些概念的历史出现顺序时，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概念范畴确认为“天命”“德”等10个，却没有注意到《国语》的“精”的概念。参看张岱年等：《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

[2]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65页。

[3]同上书，第565—566页。

[4]楚王之所以没有再追问什么是三牲、四时、五色和六律，是因为这些名目已经属于常识，尽人皆知，无需解释了。唯有“二精”和“七事”较为生僻，还需给予具体说明。

[5]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0页。

[6]同上书，第571页。

[7]郭嵩焘：《礼记质疑》，岳麓书社，1992年，第216页。

[8]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9]房玄龄注：《管子》，《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3页。

[11]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2页。

[12]同上书，第2113页。

[13]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3页。

[1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692页。

[15]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692页。

[16]陈正慧等：《乡民们的庆典——湖南桑植县土家族民间宗教还傩愿仪式实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1—192页。

[17]林义光：《文源》卷11，见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18]同上。

[19]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07页。

[20]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21]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第10册《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8—320页。

[22]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88—89页。

[2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246—247页。

[24]［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25]［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26]［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27]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8]同上书，第126页。

[29]王符：《潜夫论》，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32—133页。

[30]Torrance，Robert.M.，The Spiritual Quest，Transcendence in Myth，Religion，and Science，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89.

[31]［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32]［美］威廉·J.古德：《原始宗教》，张永钊等编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33]房玄龄注：《管子》，《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

[34]参看叶舒宪、唐启翠编：《儒家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一章第五节“德与玉：儒家神话关键词”，第50—53页；第六章“体与礼：佩玉践行与礼仪的神圣源起”，第145—176页。

[35]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转引自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36]戴家祥：《金文大字典》中，转引自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

[37]王宇信：《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见邓聪主编：《东亚玉器》中册，香港中文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第22页。

[38]王先谦：《荀子集释》，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316—317页。(www.xing528.com)

[3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4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41]同上书，第339页。

[42]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43]郭大顺、洪殿旭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44]同上书，第181页。

[45]此次展览共展出红山文化玉蚕5件，是历来展出最多的一次。参看北京艺术博物馆编：《时空穿越——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年，第53—56页。

[46]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90页。

[47]《逸周书·世俘》：“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缝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8]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7页。

[49]同上书，第34、37页。

[50]参看本书第五章。

[51]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5—37页。

[52]［加拿大］N.弗莱：《原型批评：神话理论》，王宏印等译，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增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2年，第194页。老子《道德经》有关“水几于道”的循环论阐释，参看叶舒宪：《老子与神话》，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93页。

[53]［美］P.E.威尔赖特：《原型性的象征》，叶舒宪译，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增订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2年，第205页。

[54]裘锡圭：《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307页。裘锡圭：《〈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补正》，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1—325页。

[55]叶舒宪：《玉教——中国的国教：儒道思想的神话根源》，《世界汉学》2010年春季号，第74—82页；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文明起源》，（台湾）《政大中文学报》2011年第15期。

[56]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5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035—1037页。括号内为引者注。

[58]［日］山崎正和：《世界文明史—舞蹈与神话》，方明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5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2页。

[60]同上书，第1293页。

[6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2页。

[62]同上书，第1775页。

[6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544—546页。

[64]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9页。

[65]同上书，第590页。

[6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0页。

[67]同上。

[6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2—1293页。

[69]同上书，第1024页。

[70]邢昺：《论语注疏》，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0页。

[71]参看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755—1763页；王国维：《陈宝说》，见《观堂集林》第1册卷1；叶舒宪：《多元“玉成”一体——玉教神话观对华夏统一国家形成的作用》，《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72]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7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2页。

[74]郭璞注：《穆天子传》，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页。

[75]同上书，第12页。

[76]同上书，第13页。

[7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341页。

[78]叶舒宪：《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岇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79]参看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十二章四节“‘德’与‘无为’的环境伦理观”。

[8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756页。

[81]［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1—213页。

[8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765页。

[8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305页。

[8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85]参看叶舒宪：《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民族艺术》2010年第4期；《河图原型为西周凤纹玉器说》，《民族艺术》2012年第4期。

[8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