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水能够在天地之间循环运动的特性，一种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玉礼器祭神模式是，举行特殊的仪式，将玉璧或其他玉礼器沉入河水，以此强化玉器的循环运动和通神效果。这样的仪式场景在《穆天子传》卷一讲述的河宗氏祭祀河神的典礼上，就已经异常生动地呈现过一次。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将六师。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袆、帗带、搢曶、夹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事。南向再拜。[56]
《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周时期用玉璧沉河的祭祀河神行为，有其明确的神话地理观念作为背景，那就是穆天子西征的重要目的地昆仑山与黄河息息相关。在河出昆仑的神话地理观支配下，将玉璧沉入黄河，在象征的意义上如同将玉璧献上昆仑之巅。昆仑是“帝之下都”，是宇宙大地上实现天人合一的最佳地点，沉璧的祭礼，透露着玉礼器承载之“精”的循环往复运动和永生不灭性质。
沉玉于河的祭神模式从西周延续至春秋时期，也见诸史书记载。如《左传·襄公十八年》所叙中行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祷于河一事，即为以玉帛二“精”同时献祭祷神的生动案例。
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厉）公以戈击之，首队（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双玉曰瑴）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济。[57]
这一事件突出表现了玉器在神人交往方面的媒介作用。中行献子先把玉器沉入黄河，然后才有渡河行为，这和穆天子的做法如出一辙。难怪古人在“祀”与“戎”两件国家大事的排序上，总是先祀后戎。若无宗教信仰因素的作用，不会有从西周到东周大体一致的祭祀行为。由于巫皋事前发出“今兹主必死”的预言，才会有晋侯伐齐的渡河行为。沉玉于河之祭礼也充当着祈求河神禳解凶灾的意思。由此可见，巫和玉的功能都在于充当人神沟通的中介作用。从禳解凶灾用玉和葬礼用玉可见，玉礼器突出显现的场合，常常在统治者的生死转换之际，这是为什么呢？就初民社会玉殓葬而言，初民奉其统治者为天神之子，其死后自然魂归天国。玉被视为天与神的象征物，或天与神在人间的代理，这样，唯玉为葬的升天神话寓意就大致可以理解了。
日本汉学家贝冢茂树认为：“远古中国的王被称为天子，就是文字所表示的居于天上的玉皇大帝之子的意思。”[58]统治者对玉料的支配和对玉礼器的独占，构成上古社会的一大特色。这样的现象不只是文明社会里有，自从有以玉为精为神的信念开始，佩玉者和享有玉殓葬待遇的人始终与平民社会无缘。老子《道德经》只说过“圣人被褐怀玉”。圣人当然不是一般俗人，圣人佩玉说，从信仰角度看道理很简单，唯有社会中的通神者和统治者能代表天，一般社会成员当然无权掌控代表天的圣物资源的分配和赏赐。至于天为什么被设想为宇宙生命力的总根源这样的问题，也还是要结合玉教信仰的天体由玉石构成的信念来解释。玉宇琼楼这样的成语表明，天体神话不仅把发光的日月星辰视为玉，就连整个天宇都被设想为玉体。天既然是以玉为物质本体，“天出其精”的说法就获得神话逻辑的连贯性。求证有关天作为宇宙生命力总来源的观点，首选《周易·乾卦》的表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古往今来，所有玉器中为什么圆形的玉璧是使用最多最持久的礼器（图3—17），原因就在于玉璧直接代表天或天国之门。
在华夏初民信仰中，天神与凡人之间虽然截然有别，但是二者之间是可沟通的，沟通所用的方式类似一种能量转换：天神恩赐玉石和蚕丝给人，以增加人的生命能量。人则琢玉、缫丝，并以玉礼器和丝帛祭神，以同样的生命能量回报神明（图3—18）。不论是沉入河水，还是埋入地下，只要献玉的祭祀仪式是虔诚和洁净的，玉礼器中承载的“精”一定能够回到天上，反馈给天神和祖灵。于是乎，玉帛充当了人神沟通所必需的物质中介。这就催生出孔子《论语》中那一句著名的感叹之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www.xing528.com)
图3—17 “用物精多”教义的实物见证之一：良渚文化反山M23号墓以玉璧为主的玉殓葬景象，该墓随葬玉器总数为459件
（2015年摄于山东博物馆“玉润东方”特展）
图3—18 戴冠和柱状耳玦的玉人像，石家河文化
（摄于上海博物馆）
学界公认礼是上古文化的核心。借助于考古新发现，玉帛和礼的特殊关系视角彻底刷新了今人对华夏礼制源流关系的看法。史前大传统在缺乏金属技术的情况下，将通天、通神的信念主要贯注在玉器上，乃是自然而然、不足为奇的。儒家学说诞生前，玉礼器的存在至少已经有三四千年之久，这样深厚的大传统信仰和实践，必然给文字书写小传统带来巨大的辐射性影响。这一方面重要的古文献依据是春秋时期知识界权威的相关论述，观射父和子产都是这样的权威人士，他们的话语代表先秦普遍流行的观念，源远流长，不像后来战国诸子百家个人性的争鸣意见。另一方面，《国语》和《左传》之所以有选择地记录下观射父、子产等人讨论宗教信仰的半官方言论，是因为左丘明本人对此有着充分的认同感，此类言说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权威观点：就物而言，精的主要代表就是玉帛，所以观射父要概括为“二精”；就人而言，子产指出个人生命的原力来自肉体之外的魂魄，魂魄的构成同样依赖“精”这种神秘的生命要素；对个人和国家而言，“精”的多与少，既有先天的遗传禀赋，也有后天的人为原因。了解这些原因，就能够有效保证“精”的丰富性，维持个人的生命旺盛和国家的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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