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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和蚕神话看玉帛组合的起源

时间:2023-06-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玉和丝绸这两种不同的物质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一些关键的字表明:远在造字时代,玉和帛就结合起来了。更早的神话原型,将再度上溯到文字文明到来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探讨的对象由玉帛组合扩展到玉与蚕的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表现蚕的形象,还兼表现蚕茧和蚕丝的形象。这一系列的形象能够显示史前初民对蚕吐丝成茧现象的神话式想象。

从玉和蚕神话看玉帛组合的起源

玉和丝绸这两种不同的物质是怎样组合到一起的?如果把观射父的“玉帛为二精”说作为华夏经典叙事的三级编码,那么汉字作为先于经典而发生的二级编码符号,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一些关键的字表明:远在造字时代,玉和帛就结合起来了。

“玉”字写作一竖贯三横的形象,许慎解释说“象三玉之连”。甲骨文“玉”字写作一竖贯三横或四横,甚至五横。古文字学家一致认为“象贯玉之形”。甲骨文“珏”字写作并列的两个“玉”字;“豐”字写作两串玉在礼器豆之上,有学者认为“豐”字就是“礼”的本字。高田忠周解释甲骨文“玉”字形象的构成:“盖玉之用,主于佩玉。”佩玉以组佩形式出现,贯穿多件玉器的材料是什么?正是丝绸制成的丝带或丝绳。商承祚解说甲骨文“玉”字形,“象丝组贯玉后露其两端”。[35]戴家祥也认为,甲骨文“玉”字写法“象贯玉丝带,而两端露绪”。[36]杨树达还引用《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的中行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祷于河,说明上古以玉事神的现实,是“玉”和“豐”等字的造字取象原型。依照以上文字学家的观点,3000多年前产生甲骨文的时代,祭祀仪式上用的玉器以丝带丝绳为贯串,表示祭神的汉字“礼(禮)”,字形中就包含着玉和丝两种物质的信息。王宇信《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一文指出,甲骨文中有“玉”字,也有双玉并列的“珏”字,还有“弄”字,写作以手持玉之形,三者都用于祭祀,“所祭对象有先公先王和旧臣,而自然神祇有河、山等”。[37]文化文本生成建构的历史看,前文字符号是一级编码,汉字的产生作为二级编码,使用汉字叙事的早期经典为三级编码。我们已经能够将春秋时代的“玉帛为二精”说的由来,上溯到汉字产生的年代,落实到殷商王者以玉帛祭祀的宗教实践。更早的神话原型,将再度上溯到文字文明到来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探讨的对象由玉帛组合扩展到玉与蚕的组合。因为帛为蚕所化生,二者有因果关系

战国时期荀子作《蚕赋》一篇,其辞云:

有物于此,欚欚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38]

王先谦注“事乃大已”句云:“言三起之后事乃毕也,谓化而成茧也。”蚕的生命变化过程,从飞蛾产卵生下的蚕子开始,一变为蚕,再变为茧,三变为丝帛,其生命运动所体现的是金蝉蜕壳一般的神奇微妙,能够获得“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的赞誉,也就在情理之中。这种着眼于生命形态变化过程的“帛”之由来,难怪让先民信奉丝绸这种物质材料中一定潜含着超自然生命力,即“精”。“玉帛为二精”的神话想象,由蚕与丝的关系可窥见其产生的奥妙原理。

简言之,帛的神秘性来自其生命变化之源——作为变形动物的蚕。而古人对蚕的神话化表现的明确认识,虽然以文学作品形式记录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其观念渊源却要大大向前追溯,一直到出土蚕形图像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足有7000多年。

蚌埠双墩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遗址,其年代在距今7300—7100年。[39]遗址中发现大量陶器刻画符号,其中的动物形象主要围绕鱼、猪、鹿和蚕4种。值得注意的是表现蚕的形象,还兼表现蚕茧和蚕丝的形象。这一系列的形象能够显示史前初民对蚕吐丝成茧现象的神话式想象。如标本92T0722(20):43,为一件陶碗的残底片(图3—2,左图),“在其外底部刻画有似蚕吃叶片或吐丝样的组合符号,该符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刻道清楚,似在未干的胚胎上刻画”。再如标本92T0722(26):17,为一件陶碗的残底片,“在其外底部刻画有方框和蚕茧形组合符号,刻道清楚,似在未干的胚胎上刻画”(图3—2,右图)。又如标本92T0722(28):73,为一件陶碗的底片,“在其外底部刻画有索状蚕丝形符号,刻道清楚,似在未干的胚胎上刻画”。[40]

图3—2 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的蚕吐丝和蚕茧,标本92T0722(20):43和标本92T0722(26):17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

图3—3 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的蚕吐丝和蚕茧,标本86T0820(3):2。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

又如,更加生动的一件标本是86T0820(3):2,碗底完整,“外底部刻有蚕形与相对多弧线形构成的组合符号,似表示一条横卧的蚕正在昂首吐丝结茧,蚕的形象逼真、生动”(图3—3)。[41]

荀子在2000多年前《蚕赋》中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在7000多年前的图像叙事中已经可以看到:蚕的变化和吐丝造茧功能,正是其非凡神性的表现。蚕就是“精”或“神”的化身,是生命力永恒不息的象征物。

比淮河流域先民留下的陶器符号晚1000多年,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先民又用代表神圣生命力的玉石材料来表现蚕,留下一批精彩绝伦的玉器叙事,从中能够体悟出丝帛起源的神话式理解。以下便是一系列(共10件)出土的玉蚕和铜蚕实物分析,以红山文化玉蚕为主。

第一件。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有红山文化玉蚕多件,其中精美而较大的一件长8厘米,直径3.4厘米。1982年在当地那日斯台遗址出土。[42]玉蚕呈圆柱形体,双眼之上有两条向上弯曲的阳凸纹表示蚕化蛾时的翼翅,造型别致而生动(图3—4)。

第二件是辽宁考古工作者在建平县牛河梁第2号冢第1号墓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蚕,长12.7厘米,其雕琢形象较为简单,但是长度却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五六千年的土壤侵蚀已经导致该玉蚕严重钙化,表面呈灰白色,俗称“鸡骨白”(图3—5)。

图3—4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蚕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3—5 辽宁建平牛河梁第2号冢第1号墓出土的红山文化玉蚕,长12.7厘米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3—6 辽宁喀左群众捐献的红山文化玉蚕蛹

(辽宁省朝阳博物馆藏)

图3—7 红山文化玉蚕蛹,长5厘米(www.xing528.com)

上海博物馆藏)

第三件,红山文化玉蚕蛹,1990年辽宁省喀左县群众高时松捐献,现藏辽宁省朝阳博物馆,长7厘米。[43]该玉蚕虽然不属于考古发掘品,却仍被专家确认为红山文化的遗物。其特点是头部没有刻画,蚕身上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直孔相通,显示出没有金属工具条件下的高超打孔技术(图3—6)。

第四件,上海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蚕蛹,[44]其造型的与众不同处是头部琢磨出凸眼和双立耳,蚕身呈现弯曲状,让人产生由蚕到龙的联想。有学者认为东北地区素产柞蚕,此件玉蚕形态和色泽都与柞蚕相合,当为红山文化先民崇奉的蚕神(图3—7)。

第五件,2012年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借展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两件大玉蚕,这是其中之一。[45]其特点与第三件标本类似,蚕身上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直孔相通。玉质呈黄色,莹润细腻,精光四射(图3—8)。

图3—8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蚕,长9.4厘米,直径3.9厘米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图3—9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玉雕蚕龙

(殷墟博物苑藏)

第六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玉雕蚕龙,其造型介乎蚕与龙之间,首尾相接,呈自环之形,或又隐约透露蚕吐丝成茧的形状(图3—9)。如与下面第七件曲身的西周玉蚕相比较,可知玉蚕工艺风格传承自史前到早期文明的大致变化脉络。

第七件,西周玉蚕,1981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强家村一号西周墓,为墓主人头骨东侧玉串饰中的一件。该串饰由大玉蚕、小玉人为两端,中间串以两节玉管、四颗红玛瑙珠和四节料管。玉蚕呈卷体,玉管之一刻画龙纹,形成蚕、龙、人三种生物形象的对应,耐人寻味(图3—10)。[46]

第八件,西周白玉蚕,其刻画特征是蚕身短小而丰满,头大于身,张着大口,似乎在表演其非凡的吐丝变化功能(图3—11)。

图3—10 陕西扶风强家村一号西周墓出土的玉蚕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4册)

图3—11 陕西扶风齐家村遗址出土的西周白玉蚕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4册)

第九件,春秋早期的玉握饰,2005年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夫人墓。中央为方形玉柱,以利死者右手握持,玉柱两端有多个孔,并联8条串饰,每条串饰的顶端为直体玉蚕,蚕身刻画类似螺旋纹,共计有玉蚕10余件,玉贝、玉龟、玛瑙珠等共300余件(图3—12)。此种玉握饰之繁复奢华,在目前的西周到春秋考古中首次发现,尚未有合理的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周至春秋的玉蚕制作虽有其时代特色,但这一神话生物造型传统却是承袭自夏商和史前,并非新的发明。将玉蚕置于墓葬,当与更多见的玉蝉一样,寄寓着让死者灵魂不死或再生的神话意向。

图3—12 陕西韩城芮国26号墓出土的玉手握,由玉蚕、玉龟和玉兽面等组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2013年摄于苏州博物馆芮国文物特展)

图3—13 陕西石泉出土的西汉鎏金铜蚕

(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第十件,玉蚕制作的数千年传统在西汉时期的衍生形式——鎏金铜蚕,出土于陕西石泉县(图3—13)。从玉石到金和铜,神蚕的制作材料有了变化,其基本的宗教崇拜和生命祈祝功能却一脉相承,始终如一。

以上10件蚕形文物,其中第一至第五件皆为红山文化玉蚕,第六至第九件为商周玉蚕,第十件为西汉铜蚕,还可以再加上山西芮城出土的仰韶文化陶蚕等,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文物叙事系列,历时长达4000年之久,堪称华夏文明特有的神话主题传承之大传统。《国语》中人物所说的“玉帛为二精”,表明先秦社会之所以一致推崇这两种物质,是因为它们二者以其美妙的外观,潜含着或承载着神秘的和神圣的观念。简言之,玉和帛早已从万物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华夏先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

下文拟结合华夏上古的人体生命神话观,从天人之间互动的视角,辨析“玉帛为二精”命题的潜在思想意义,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玉教俨然为国教的教义成分,说明中国古人特别爱玉崇玉的观念—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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