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璧、玉璇玑与天体神话：华夏文明的天堂想象

华夏先民的神话宇宙观将天体设想为圆形的，将大地设想为方形的，所谓“天圆地方”的观念自古以来就十分流行。根据类比原则，玉器时代的先民制作出一种圆形的玉礼器，专门用来祭祀上天和神明，那就是圆形的玉璧以及类似的器物——玉环、玉瑗、玉璇玑（又称牙璧）等。

关于天堂玉界的神幻想象，至少在夏代末期已经十分明确。夏桀攻打四川夺取岷山之玉材，用来为自己建造超豪华的玉质宫殿和玉门，在大地上修造模拟天界仙境的人间天堂式符号建筑，其初衷无疑来自神话学的动力，无非和后代的秦皇汉武求长生一类痴迷举动一样，希望其神圣王权获得永恒的生命，并且像苏美尔国王和埃及法老的权杖那样，昭示于天下人。对于史书上的此类有关夏桀的叙事，过去缺乏深度解读的文化背景，要么被当作子虚乌有的文学想象，要么附和传统的说法，给予伦理道德上的谴责。如今看来，采用珍贵材料营造王宫的做法，不光是穷奢极欲和铺张浪费的体现，其中也有以人工假借天意和天命的方式，为摇摇欲坠的夏王朝统治起死回生或重建政治权威的意义。

从传世和出土的上古玉器情况看，玉璇玑和玉璧、玉瑗等圆形品种，是直接与天体神话相关的器物。从神话学视角看，此类器物的神圣性就体现在“天垂象，圣人象之”的制作原理上。《周礼·春官·大宗伯》说的“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观念，就是此种史前神话信仰在后代的礼仪性延续。“苍璧”特指颜色像天青色的玉璧。近年来，考古学者赵殿增和神话学者陈江风根据新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的玉璧形象分析，提出玉璧象征天国之门的意义，其图像功能在于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仙界。^[43]这些新材料带来的新认识突破了自古以来公认的“玉璧象天”的一般性常识，为进一步探索华夏文明早期的天堂想象景观，给出一条值得重视的实物线索（参看本书第五章图5—7）。

有关“天垂象”神话观的一个未解之谜是玉璇玑。这一名称既能指代天象，又能指代地上的玉器。曹丕《让禅表》说：“下咨四岳，上观璇玑。”这是就天象而言的，呼应着《周易》认识论的仰观俯察精神。对地上的人造玉器而言，这种圆形带齿牙的礼器自古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古人观测星象的一种玉制仪器。非常巧合的是，上古天文学把北斗七星的前四颗星命名为“璇玑”，亦作“琁玑”。《楚辞·王逸〈九思·怨上〉》云：“谣吟兮中壄，上察兮璇玑。”洪兴祖补注：“北斗魁四星为璇玑。”《晋书·天文志上》云：“魁四星为琁玑，杓三星为玉衡。”同书又具体解说云：“魁第一星曰天枢，二曰琁，三曰玑，四曰权，五曰玉衡，六曰开阳，七曰摇光。”在这七星的名称中，至少有两个名称的用字（琁、玑）从玉旁，一个名称用到玉字（玉衡）。这是否能够说明，古老的玉神话观不仅把天体和日月想象为玉制的，夜空中发光的群星也都是以玉为质地的？

古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璇玑指北极星，这同样反映着玉教信仰支配下的天象学说。《后汉书·天文志上》云：“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刘昭注引《星经》曰：“琁玑者，谓北极星也。”北极星被认为是天界中央的轴心，美称“帝星”，和地上的帝王形成上下呼应之势。那么地上的玉礼器玉璇玑也应该属于王者之器，其器形象征着天体围绕天极（北极）而旋转的动态，其名称也隐喻着天体旋转的意思。

图2—1　山东安丘、五莲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璇玑，距今约4500年

（2014年摄于山东博物馆“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

图2—2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采集的白玉璇玑，距今约4000年

（陕西考古研究院藏，2016年摄于良渚博物院“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

观测星象的玉制仪器和天上的星象既然都叫璇玑，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观，这其中必然喻示着重要的科学和政治信息。《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44]这是就科学意义而言的。《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句，则透露出政治方面的意蕴。孔传：“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孔颖达疏：“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后汉书·安帝纪》：“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45]孔传：“琁，美玉也，以琁为机，以玉为衡，二者正天文之器。”孔颖达疏引蔡邕曰：“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辰。盖悬玑以象天而衡望之。”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一》云：“玉衡常理，顺九天而调阴阳。”^[46]以上这些记载众说纷纭，后人更无从辨识其本相。至今学界仍难以说清玉璇玑如何观测星象的道理和具体操作方式。于是有现代学者怀疑将此类玉器命名为玉璇玑的合法性，提出织机零件说、发环说，或抽象凤鸟形玉环说等，^[47]试图重新解释玉璇玑的所以然。

唯有一批新近出土文物中的玉璇玑，默默无言地见证着华夏文明发生期先民对天体的玉神话想象与投射。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玉璇玑分布在各地自龙山文化至夏商周三代的众多遗址中，其形制和大小不一，但是都遵循在圆形平面上表现某种旋转运动的制作规则。这很难用实用器物发环说来解释。如果注意到史前文化出土玉璇玑的地点分布情况，有自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传播的迹象。较早的实例，如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出土小珠山二期文化玉璇玑，山东省五莲县丹徒出土新石器时代三齿牙玉璇玑，山东省海阳市司马台遗址出土龙山文化三齿牙玉璇玑等。^[48]稍晚的实例有河南淮阳冯塘乡冯塘村出土商代三齿牙玉璇玑；较晚的实例有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西周墓出土五齿牙玉璇玑（编号M129：29）。^[49]从物的叙事连贯性看，这里透露出一个不成文的玉神话制作传统在延续，并大致呈现出自沿海东夷文化圈向中原文明传播和拓展的轨迹。探讨其传播轨迹的奥秘，大体上能够透露出以玉为天的神话信仰如何伴随着玉礼器的接受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从少数地区逐步地向各地拓展、扩散开来。

找回以玉为天的信仰真相，是重建华夏国教即玉教体系的关键环节。对一个文明的信仰之根的再认识，必将引导对此文明本身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诠释。例如这个文明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个文明国家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的祖型，这个文明特有的资源依赖现象，等等，均将在本书中列专门的章节加以探究。

【注释】

[1]［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3]参看金立江：《苏美尔神话历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林炳僖：《韩国神话历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

[4]［古希腊］斯特拉博：《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47、252、539—542页。

[5]参看［法］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冯沅君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6]参看叶舒宪、谭佳：《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81—284页。

[7]参看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8]参看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六章“东亚玉器时代”，第211—244页。

[9]段玉裁注云：“巫能以玉事神，故其字从玉。”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10]ἐς在此句中可作介词with解。

[11]Homer，The Iliad，vol.I，Trans.，A.T.Murray，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30.

[12]Homer，The Odyssey，vol.II，Trans.，A.T.Murray，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98.

[13]关于赫淮斯托斯的父母，神话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参看Gantz，Timothy，Early Greek Myth，vol.1，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p.74—78。

[14]孙诒让：《周礼正义》卷31，第4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211页。

[15]详见《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等。

[16]［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17]朱桂元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开天辟地篇》，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印行，1984年，第96页。(www.xing528.com)

[18]同上书，第99页。

[19]同上书，第130—131页。

[20]郭沫若：《管子集校》，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3—434页。

[21]朱桂元等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开天辟地篇》，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印行，1984年，第93页。

[22]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编：《河姆渡文化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5—38页。

[23]参看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4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图版。

[2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南伊川县伊阙城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25]何松：《中国古老名玉——绿松石》，《珠宝科技》2004年第6期。

[26]Bayley，Harold，The Lost Language of Symbolism，New York：A Citadel Press Book，1990，p.171.

[27]Ibid.，p.272.

[28]Ahmed，Rollo，The Black Art，London：Arrow Books，1971，pp.286—287.

[29]Budge，E.A.Wallis，Egyptian Magic，Secaucus，N.J.：Citadel Press，1978，p.31.

[30]［法］让·谢瓦利埃等：《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本书编写组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980—981页。

[31]［美］亨利·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祇》，郭子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45页。

[32]埃及本土也出产天青石和绿松石，但是质量不佳。优质的天青石从阿富汗转道苏美尔输入埃及，甚至推动了一场“工业革命”。英国埃及学家哈里斯说：“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在前王朝晚期，那些以使用青金石（即‘天青石’，引者注）和白银为标志的西亚人不断冲击埃及，完全改变了尼罗河谷的物质文化。”［英］J.R.哈里斯：《埃及的遗产》，田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33]高炜：《龙山时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种文化现象》，见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91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155、301页。

[35]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207页。

[36]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页。

[37]王充：《论衡》，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第105页。

[38]贾谊：《贾谊新书》，《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31页。

[39]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0]［法］米尔恰·以利亚德（即“伊利亚德”）：《不死与自由》，武锡申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41]参看杨儒宾：《刑—法、冶炼与不朽：金的原型象征》，（台湾）《清华学报》2008年第38卷第4期。

[42]孙秉君、蔡庆良：《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图版。

[43]分别参看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陈江风：《汉画像中的玉璧与丧葬观念》，见《汉画与民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3—174页。

[44]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 第664页。

[45]同上书， 第100页。

[46]参看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

[47]参看江伊莉、古方：《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48]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4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5页图版。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