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信仰之根
姚源清（下简称姚）：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谈论中国文化信仰，必定离不开神话叙事，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叶舒宪（下简称叶）：从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看，所有的史前文化无疑都受到一种相似的思维方式和共通的观念形态支配，用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命名，这种史前的思维方式称作“诗性智慧”或“神话思维”。[1]这个时期所能产生的思想观念，大都包裹在神话的象征叙事之中，而不是概念式的、推理的理论表述。中国文明的发生期当然也不例外。
现代疑古派学者将中国上古史的前段视为“伪史”，用胡适的话说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2]认为东周以上的历史为神话传说。如今看来，这是对文化传统认识上的自我遮蔽。受到西学洗礼的现代学者要求用客观实证标准来确认文献记载的历史的可信性，将中国人的一部信史缩短到仅有2000多年，其根本误解在于将神话和历史看成完全对立的东西。这是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学术分科制度造成的一种观念误区，以为文学专业所讲的内容都是虚构想象的，历史专业的对象则是客观真实的。而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原貌，而是对历史事件的人为表述。所有古文明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叙事开始的，[3]不论是《圣经·旧约》讲述的希伯来历史，还是希罗多德《历史》讲述的古希腊历史，就连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巨著《地理学》中也充斥着古希腊的和其他地区的神话传说。[4]就我国的史书而言，不仅《尚书》离不开神话，[5]就是《春秋》和《史记》也都被神话思维和神话观念所支配，[6]距离现代人所设想的“客观”历史或“历史科学”十分遥远。
因此，探讨中华文明中思想和精神的发生历程，首先需要还原到史前期的东亚人群主体之意识状态，尽量复原神话思维在这一地域的自然条件下催生出的特有的信仰和观念，解读后代文献中依稀存留的相关神话式记忆。
姚：如何透过纷繁的神话叙事探寻中国文明的脉络，其有无典型的标志？
叶：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可以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作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的划分，有助于知识人跳出小传统熏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
一般来说，判断文明的起源，国际学界通用的有三要素：文字、城市、青铜器。但在这三要素之外，华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要素：玉的信仰和玉器生产。如果说神话是中国大传统的基因，那么玉石则是中国大传统的原型符号，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文明发生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即玉石神话信仰。以女娲炼石补天为例，这是小传统讲述的流行神话，可谓家喻户晓，可是后人所熟知的神话情节却遮蔽了炼石补天观念的古老信仰渊源：史前先民将苍天之体想象为玉石打造，所以天的裂口要用“五色石”去弥补，之所以用“五色石”，是因为它隐喻了万般吉祥的玉石。由此可见，这种文化特色鲜明的玉石神话观由来已久，并非汉字书写的历史所能穷尽。
事实上，作为华夏大传统固有的深层理念，玉石神话对于构成华夏共同体起到的统合作用不容低估。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整合不同生态环境、不同语言和族群的广大人群，构成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是华夏文明发生和延续的关键要素。
“天人合一”的中介圣物
姚：当前，学界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7]那么，由玉石神话信仰所衍生的玉文化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其背后蕴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叶：玉文化率先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随后在西辽河流域、黄淮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的范围里长期交流互动，波及岭南珠江流域，逐渐形成中原地区以外的几大玉文化圈，最后汇聚成华夏玉礼器传统，同后起的青铜器一起，衍生出文明史上以金声玉振为奇观的伟大体系。[8]
例如，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及晋南的陶寺文化等，都发现有一定规模的玉礼器体系，以圆形玉璧和内圆外方的玉琮为主，其年代皆在四五千年或三四千年以前。那时，像甲骨文这样的早期汉字体系还没有出现。若要上溯玉器制作这种“物的叙事”在华夏文明中的最早开端，则要算内蒙古东部一带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其年代距今有8000年左右。与最早使用的汉字体系——甲骨文所承载的3000多年历史相比，大传统的年代悠久程度足足是小传统的一倍以上。
无论是5000年前的史前玉礼器，还是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占卜），都是一个完整的通神礼器符号传承脉络，而所有这些都用于宗教目的：人与天神或祖灵沟通。为什么人在沟通天神和祖灵时要用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靈”字的说法：“巫也，以玉事神。”[9]这个说法已点明答案。也就是说，美玉是本土文化中神人关系的现实纽带和“天人合一”的中介圣物。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上古中原人的神话想象中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位于遥远的西极、独自掌握永生不死秘密的女神形象——瑶池西王母，以及黄帝播种玉荣、夏启佩玉璜升天等典故了。透过玉石神话扑朔迷离的外表可以引出其基本理念：玉代表神灵，代表神秘变化，也代表不死的生命。这三者，足以构成支配玉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观念。(www.xing528.com)
姚：依此看，史前玉文化似乎可以解读为中国的文化信仰之根。
叶：是的。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儒道释三教足以概括本土宗教的突出特色和多元互动倾向，然而从长时段上作文明发生学的审视，这三教产生的时间都比较晚，并不具有文化本源性质。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华夏先民凭借精细琢磨的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建构出了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礼仪传统（玉教）；并且，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大约从8000年前开始，用了4000年左右时间便已基本上覆盖了中国。
没有固定的教堂、教义、教规，也没有书写成文本的圣经，更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凭什么说它是一种宗教呢？原因有三：其一，“玉石神话信仰即玉教”说可以彰显本土文化最突出的独有特征；其二，玉石崇拜是迄今可知中国境内最早发生也是最普及的一种史前宗教现象；其三，玉石崇拜和相关神话满足东亚原始宗教建构的基本理论条件。
《尚书》所载大禹获得帝赐的玉圭（玄圭）一事，穆天子在西行昆仑圣山之前，北上河套地区向黄河之神献上玉璧的仪式行为，都是玉教信仰所支配的神话叙事。后来的卞和献玉璞给楚王的故事、完璧归赵的故事等，也是如此。离开信仰的背景，就难以看清其文化底蕴，甚至误以为是文人编造的传奇虚构。因此，关注史前玉文化分布与演进线索，便可大致还原出中国史前信仰的共同核心和主线，揭示作为中国最古老宗教信仰和神话的玉教底蕴，及其对华夏礼乐文化的根本性奠基作用和原型编码作用。
通过玉文化的脉络梳理，寻觅天人合一这种形而上观念的形而下原型，这部分研究的内容将在本书第四章中具体展开，这里就不赘述。
重溯中华文化认同的起源
姚：有关中国文化主干的思考，现代以来的儒家主干说和道家主干说相持不下，而作为中国文化信仰之本源，玉教对后世儒道思想及中国文化是否产生了影响？
叶：在我看来，儒道两家的思想分歧处，只是属于小传统中的枝杈；而两家一致认同的观念要素，如玉和圣人信仰，则来自大传统，这才与文化主干相联系。老子《道德经》第七十章讲到圣人“被褐怀玉”的标志，是异常深远的玉教信仰传统在老子时代的语言遗留，也是2500年前的知识人对8000年前开启的玉文化及其神话意识形态的一种诗意回顾和高度概括。再看《论语》中孔子的反问之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从中也可领会到大传统的遗音。
需要注意的是，玉石神话铸就的意识形态除了包括大传统中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体象征、以玉为生命永生的象征等观念要素外，还因其进入小传统而逐渐从宗教信仰方面延伸至道德人品方面。比如，儒家由玉石引申出的人格理想（玉德说）和教育学习范式（切磋琢磨），以佩玉为尚的社会规则（君子必佩玉），以围绕玉石的终极价值而形成的语言习俗，以玉（或者玉器）为名为号（从玉女、颛顼，到琼瑶、唐圭璋），以玉为偏旁的大量汉字生产，以玉石神话为核心价值的各种成语俗语等等。以上方方面面通过文化传播和互动的作用，不仅建构了中原王权国家的生活现实，而且也成为中原以外诸多方国和族群的认同标的，从而形成整个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
姚：史前玉文化是否仍然有所延续？对当下文化审视有何启示？
叶：自北方西辽河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的先民创造出体现崇拜及审美精神的早期史前玉器，到曹雪芹写出玉石神话大寓言式的长篇小说《石头记》（《红楼梦》一书的原名）为止，8000年来华夏文明一直没有中断和失落的玉石神话历史传统的联系，在西学东渐后的现代语境中有趋向失落的表现。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所以从现代学院派人士那里失落，和其受到西学的学科范式宰制而迷失了本土文化自觉的思考方向不无相关。研究者不熟悉玉文化的“编码语言”，也不从汉字编码的价值体系本身去寻找，而是刻舟求剑一般依照外来的范畴体系去对号入座，最终遗失了洞见本土文化核心的可能性。因此，检讨使得华夏核心价值在现代失落的原因，需要从跨文化认识的理论方法方面有所反思，并达到充分自觉。只有对文化特性真正洞悉，才能引导对本土智慧之根的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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