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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攻关:挑战夏文化考古难题

时间:2023-06-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键是怎样寻找夏代的王都。以往的文献本位式研究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学界诉诸对中原地区4000年前后遗址的考古发现。如今的考古学界一致公认:探索夏文化是中国考古学的最大难题之一。该书汇集了探索夏文化的25位专家学者的访谈录,主要用中原出土遗址和文物去求证文献上记载的夏王朝。回到证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目前最有效的证据之一就在于寻找距今4000年前后的高等级的玉礼器群的存在。

协作攻关:挑战夏文化考古难题

关于青铜时代的知识是过去几十年内发生的,相对于书本中心的传统知识而言,当然是新知识,但是相对于比青铜时代更早的大传统知识而言,则又是老的、旧的。不走出青铜时代说的束缚,就难以觉悟到在青铜和其他金属出现以前很久的时候,玉石神话信仰统治的世界已经是十分辉煌的,而且也是非常广阔的。玉教观念驱动和统治的时代,就是我们说的“玉器时代”。

其实走出疑古时代的努力一直是中国史学界(考古学在中国隶属于历史学)在现代以来全力推进的方向,走出疑古时代的一个重头戏在于如何打消西方人的怀疑,求证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真实性,证明那些圣王谱系都不是神话传说。商晚期都城安阳已经被找到,接下来就是继续发掘和研究。关键是怎样寻找夏代的王都。以往的文献本位式研究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学界诉诸对中原地区4000年前后遗址的考古发现。排查的结果是,大家把目光聚焦到洛阳盆地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并提出二里头文化的概念,[12]希望能够借助出土文物来重新建构有关夏代的真实面貌。

有采访人问考古学家安金槐关于1990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夏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情形,安先生有如下答词:“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凡是中国学者基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夏代’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而国外的学者,则多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夏代’这个历史发展阶段。”[13]可见有没有夏代,关乎中国人的历史认同和民族感情,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如今的考古学界一致公认:探索夏文化是中国考古学的最大难题之一。[14]

从考古视角看夏文化,有一个当代的理论建构标本——《手铲释天书》。该书汇集了探索夏文化的25位专家学者的访谈录,主要用中原出土遗址和文物去求证文献上记载的夏王朝。[15]根据以往的考古学碳十四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时间被定在公元前1900年,自一期至四期的时间则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16]这看上去和夏王朝延续的时间大体相近。

但天有不测风云,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假说,如今已经面临重大挑战:从1999年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00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按照更严谨的科学尺度重审以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得到的新结论,有出乎专业人士意料的重要变更,那就是中国考古遗址和遗物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整体性后移,一下子把原本认为属于夏代的遗址,推后到商代纪年范围。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起始年代被重新确认为公元前1800年,甚至是公元前1750年,[17]这就比商代的开端略早而已。如果是夏,也是夏末的一个尾巴,用夏的初始年即公元前2070年,减去1750年,是320年,基本上相当于夏代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说:即使二里头文化真属于夏代文化,那也是夏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尾巴,夏代历史的全身并不在二里头,甚至还可能并不在中原腹地

这是令人惊讶的学术信息。自从徐旭生到豫西地区寻找夏代都城开始,许多古史学者怀抱着希望奋斗一辈子,发掘,清理,登记,研究,撰写,发表……大家都在为证明夏代都城而不懈努力,可是天道酬勤的古训却不能兑现,因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就有所偏差,所走的路线就难以保证不会误入歧途。考古学的知识传承就是这样严酷,一点也不讲情面。一个新的发现,一次年代数据的更新,就会报废很多人一生的心血和劳动。

明白了上述背景,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文学人类学学会的同仁要以那样大的热情去探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尤其关注距今4000年前后的华夏文明发生遗迹。其中,2012年公布的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的新发现,无疑是引人注目的。石峁古城不仅面积巨大,号称中国史前最大的一座城池,而且其年代距今约4300至4000年,那不正是人们一直相信的夏代开启之际吗?城墙的门墩和墙壁里都发现玉器,这不是应验了夏代帝王修建瑶台、玉门的传说吗?自2012年至2013年,笔者3次前去调研,陆续发表相关文章,并且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合作组织“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2014年6月,笔者还到石峁遗址黄河对岸的山西兴县调查史前玉器。[18]目前来看,石峁玉器一个世纪以来大量流失在古玩市场上,发掘所得只是少数。[19]来自石峁的私人收藏品玉器中有一些精美白玉质的玉器,其原料很可能来自遥远的西部。这些白玉材料的重要性,有助于考察中原文明中白玉崇拜的起源线索,可以链接周穆王西游昆仑山采集美玉的传奇叙事,以及《战国策》与《史记》一致讲述的昆山之玉通过雁门关进入中原的古道——这当然都是大大早于丝绸之路的,属于华夏战略资源运输的文化大通道。要追问拉动这条玉石之路开通的根本原因,则非史前一直在各地传播扩散的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莫属。而反过来说,玉石之路的开通则为新疆的和田白玉输入中原,改变以往数千年史前玉文化的颜色特征,催生玉教的“新教革命”,[20]奠定了物质基础。

回到证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目前最有效的证据之一就在于寻找距今4000年前后的高等级的玉礼器群的存在。理由是,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受到玉石崇拜神话观念的影响,有发达的玉礼器生产,与夏王朝大约同时的西北齐家文化更是拥有丰富的西部玉矿资源作为玉礼器生产的条件。在夏朝之后的商周文化,也都保留着大批量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的传统。两相对照起来看,夏王朝统治者受到玉石崇拜观念影响的程度不会亚于青铜时代之后的商周两代,夏王朝的都城一定不会缺少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和相关遗迹。如果说二里头遗址年代稍晚一些,王城岗、新砦和禹州瓦店等中原遗址都缺少规模性的玉礼器存在,那么,寻找夏王朝早期都城的努力或许需要一个朝向西或西北的转向。

研究玉石神话,没有辨玉的知识不行,没有植根于本土的想象力也绝对不行。需要遵循人类学家所说的“从本土视角去看”(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否则就无法理解瑶台、玉门一类夏代建筑的所以然,也无法理解项羽为什么一见到刘邦献上的一对白玉璧,就放弃追杀。就是这一对白玉璧,救了刘邦的命。项羽因为太看重白玉璧的缘故,才犯下放虎归山的大错,最后败给刘邦,让后者得以创建新的王朝——汉朝

20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站在9000年玉文化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回顾这场千古流传的鸿门宴,似乎可以进一步理解玉璧的信仰意义。[21]特别是白玉璧的稀有性,使之成为所有玉礼器中的极品。以刘云辉主编《陕西出土东周玉器》一书收录的出土样品为例,玉璧总共有36枚,以青玉为主,青白玉次之,白玉璧则一枚也没有!我们对此的感悟是,白玉璧是先秦时代顶级的玉礼器,其神圣性对项羽来说,是无与伦比和至高无上的,而对于刘邦来说,白玉璧亦是足以拯救自己于危难的天下至宝。没有这样预先备好的重礼,他岂敢踏上亲赴鸿门之宴的路?

对于后人来说,深入探究刘邦之所以能够从九死一生的鸿门宴全身而退,就需要进一步理解玉石神话的信仰作用如何在暗中支配着项羽的行为。

找出华夏文明背后的信仰之根,不仅能够说明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根源,解读道教玉皇大帝想象的温床,而且对文字小传统中的历史叙事,如卞和献玉璞、完璧归赵和鸿门宴之类,也能作出新的历史理解和深度文化阐释。

【注释】

[1]本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即“大传统”和“小传统”,过去都按照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用法,分指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层级划分;文学人类学一派将这对概念重新定义:大传统指无文字的文化,小传统指文字记录的文化。这是时间上(先于文字的史前时代)和空间上(外于文字的社会)的划分。参看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

[2]笔者于2009年在首届世界汉学大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中,首次提出玉教是中国的国教这一观点。详见叶舒宪:《玉教——中国的国教:儒道思想的神话根源》,《世界汉学》2010年春季号,第74—82页。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89年,第140页。

[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第281页。

[5][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www.xing528.com)

[6][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7]参看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

[8][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页。

[9]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0]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美]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周博群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2]关于二里头文化及其分期,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1999—2006)》第1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3]张立东、任飞编:《手铲释天书》,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5]张立东、任飞编:《手铲释天书》,大象出版社,2001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1999—2006)》第3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87页。

[18]叶舒宪:《玉石之路黄河道再探——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史前玉器调查》,《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

[19]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有关石峁玉器的几个问题》,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第64—70页。

[20]参看本书第十三章。

[21]参看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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