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玉文化的理论建构

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上海交通大学的文学人类学专业师生举办了一场专题读书研讨会，参加者有唐启翠、安琪、章米力、吴玉萍、张玉、栾为、赵菡、公维军等。讨论的主题一明一暗，相互呼应。明的是：对应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思路，追问中国的玉石信仰是不是一种宗教？它对催生华夏文明有怎样的作用？暗题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文学界有什么成功的理论建构吗？如果成功的理论建构寥寥，其原因何在？我们提出这样的对应问题，意在针对我国人文学界的先天弱点，训练青年学人自我培育理论思维能力。

西方学术的根基在于古希腊文明，以科学和哲学的突破为代表，其所突破的是来自史前时代漫长的神灵信仰和神话思维传统。一旦突破，形而上的理论思维通过“逻各斯”的新权威的确立，主宰了其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发展。理论思维的特质是抽象思考的能力，由此催生出哲学家辈出的群星灿烂局面。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为什么在国际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基本上还处于为人家提供资料的境地（中国文科的学术出版物在国际上被引用最多的，不是研究成果，而是考古发掘报告！）？数一数改革开放以来输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外国理论有多少，再数一数我国输出国外的人文学科理论又有多少，就立刻明白了：逆差是巨大的，巨大到惊人的地步。造成这种强烈反差局面的主因，就是国内的文科教育没有把培育理论思维当作重要的目标。国内学者一般缺少那种能够独当一面、自立门户的理论气势。国人为什么不习惯理论思维呢？这和从业者理论素养和理论积累较差，总体上缺乏理论抽象和理论建构的能力有关。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不自量力的理论构建尝试，结果往往是留下一些学术怪胎，如同过眼云烟，或给学术史留下反面的案例。多数人面对此情此景，也就望而却步，不去费神费时思考理论问题了。

笔者在会后总结道：做学术研究，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理论视野，做得再好也类似“匠人”，无法提升到一种高度和境界上。中国传统文化以禅宗式悟道和考据学实证为特色，理论思维是其所短，堪称先天不足。西学东渐以来，我们要以己之短竞人之长，难度可想而知。国内的文科学人凡是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可以说全都离不开向西方学习。目前中国的文、史、哲、人类学、考古学等都没有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有人以钱钟书为例，说明中国学人为何竭力回避理论，以至于情愿去写小说，也不愿追求体系的理论。

现代以来，在文科方面，中国学人的理论努力大体属于借鉴、应用西方理论。当代汉语学术圈内声望较高的人文学者有美籍华裔张光直和余英时，前者是人类学家，后者是史学家。余英时主要受到两个西方理论家影响，即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家莫顿的中程理论。观其代表作《士与中国文化》可知矣。余英时把韦伯的命题搬到中国语境中来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属于理论照搬，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嫌。这和当年王国维照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理论解释《红楼梦》的情况相似。这里的理论挪用缺乏一个人类学的本土化转向过程，难免有误区和产生误导作用。其误区在于把西欧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把西方的理论当成普世有效的万能药方；没有去寻找本土文化自觉的方向，没有找到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要追问为什么没有找到，或许是沉溺于文字小传统的知识牢房，没有窥见文字之外的文化大传统吧。张光直在这一点上比较自觉，因为他的专业方向是考古人类学，自然较为熟悉文化大传统的新知识。他在晚年著述中一再点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提示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对世界学术作出独特贡献。可惜他写完一篇充满激情的论文讨论玉琮，并未循此方向全面进入玉文化的史前脉络探究，他关注比较多的还是商周的青铜器。如果他能在写完《中国青铜时代》之后，再续写有关中国玉器时代之类的著述，那么其理论建构的规模和特色就会非同一般。(www.xing528.com)

文学人类学一派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环境中孕育出的，希望能够在前辈领袖级学者止步的地方，全力推进，寻求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文化大传统理论的提出，对于两三千年来沉溺于书写文献的国学学术传统而言，不啻为轰天惊雷。与此相关的“玉石神话信仰即玉教”的理论探讨，无非是要给构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玉礼器符号体系，寻找一种发生学的驱动力。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对照韦伯的理论，有没有必要？这和余英时的照搬韦伯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一样吗？显然不一样。比余英时更早些时候，梁启超曾经附和西方学界的普遍说法，认为中国先秦没有宗教，后来能够算得上中国本土宗教的只有道教。他还说与西方的教堂和神学相比，道教的表现愚昧至极，丢国人的脸，不值一提。^[3]梁启超那个时代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开始建立，所以缺乏大传统新知识，根本无法弄清儒道墨的思想来源是什么，更说不清道家供奉的主神为什么叫“玉皇大帝”！如今我们可以说“玉皇大帝”之得名，是小传统的文字编码，也是对大传统核心信仰的再传承和再编码！

如今有大传统知识为新的起点，我们可以说：儒道墨三家，他们彼此区别的东西都是孔子、老子、墨子分别提出和强调的；不过，他们三者共同的东西却无人关注，那就是玉崇拜和圣人崇拜。儒道墨都是小传统的知识分支，其树根来自大传统的玉石神话信仰。圣人和俗人的区别很简单，老子的《道德经》透露一个细节，叫“圣人被褐怀玉”^[4]。儒家更是对君子佩玉制度深信不疑。中国文学的开端作品《诗经》《楚辞》中充满着对美玉的颂扬之辞。根据老子的一句重要提示，华夏传统的圣人崇拜还可以还原为史前大传统的玉崇拜。作为拜物教的玉教是发生在文明国家诞生之前的一种“国教”，它支配着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支配着汉语表达习惯，也支配着汉字的造字活动。《说文解字》第六部首124个从玉旁的字，已经举世无双地证明这个文明最关注的东西是什么。西方人表达其自由理想常常用诗人的语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古人表达类似的价值观更有一个统一的措辞，叫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们还希望从玉石神话和玉石信仰的学术讨论中总结经验，训练每个参与者的本土文化自觉和理论反思、建构能力，进一步思考我们预设的暗题：“中国文学为什么没有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对本土文化的聚焦和再思考，将引发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使我们不再简单地盲从和挪用西方理论，而是从华夏传统的整体把握中尝试提炼适合本土的理论。

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of the World）中，纵论世界各文明的兴衰历程，视野之开阔，气度之宏伟，一定让许多读者为之叹服。不过该书直到第十三章才讲到中国文明兴起，而且仅以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代文明为起始，这就实在不够大气了。其基本观点是，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出现过一系列创新，不过这些创新似乎是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结果。如马拉战车，是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从欧亚大草原传入中国的；再如甲骨文，是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的青铜器生产也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而出现的。汤因比据此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与苏美尔文明的自发进化截然不同，是受域外文明刺激而形成的。^[5]这里不准备就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老调重弹展开批驳，让我最感遗憾的是，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独享的玉文化基础只字未提。从这位国际史学界的泰斗级学者可以看出，外国人缺乏对一个文明特有要素的感同身受的真切体会，这样就难以指望从这个文明外部去找到认识文明发生的动力要素。这样一种在历史表象背后隐藏得极深的精神驱动力，只有在本土文化充分自觉的知识人这里，才有希望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得到一种整合性的认识。任何外来的文明理论，如果不能结合中国文明发生的实际特色，就难免会有郢书燕说之嫌。这就预示着本书探讨的基本原则：立足本土，面对中国素材，强调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