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桂超万和李鸿章先是支持发展畿辅水利，后来又发生了转变。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江苏巡抚林则徐，请桂超万校勘《北直水利书》。[24]不久，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非常赞赏林则徐的主张，又补充了四条意见。其中一条是关于畿辅水利中的水稻技术人才问题，他认为可以从直隶的玉田、磁州请来水稻种植的技术人才，另外三条是关于开水利营田的时间及如何消除阻挠等问题。
大约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桂超万在畿辅为官八年后，对畿辅水利的态度大为转变。他说：“后余官畿辅八年，知营田之所以难行于北者，由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稻田过时则无用，而乾粮过时可种，五月雨则五月种，六月雨则六月种，皆可丰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后雨多，无岁不然。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宣泄之处，斯可营田耳。”[25]北方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旱地作物，五月、六月皆可种植，降水特点决定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局部地区有四时长流水，才可种植水稻。桂超万从赞成畿辅水利，到后来认为畿辅发展水稻生产困难，其根本原因是，他认识到，畿辅大部分地区雨热不同季的水热条件，不适宜发展水稻。只有玉田、丰润、磁州等水源充足的地方，才适宜发展水稻。
李鸿章对畿辅水利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同治十二年（1873），朝廷“以直隶河患频仍，命总督李鸿章仿雍正年间成法，筹修畿辅水利”[26]。同治十三年，李鸿章指示淮军统领周盛传，筹办天津海滨屯田水利，“尽地利而裨防务”。周盛传是南方人，他在天津建新城，往来津、静、南洼之交，非常惋惜天津海河两岸空廓百余里的荒地不耕，当得到李鸿章的指示后，周盛传“留心履勘，讯问乡农，博访昔人成法，略识历次兴修之绪”。他说：“海上营田之议论，自虞文靖始发其端，至徐氏贞明而大畅其旨。元脱脱丞相、明左忠毅公，皆尝试办，卓有成效。万历中，汪司农应蛟遂建开屯助饷之议。并水利海防为一事，与今日情势略有同者。……创试于葛沽、白塘二处，后逐年增垦。……我朝康熙间，蓝军门理为津镇，倡兴水田二百余顷，皆在城南就近处所，海河上游，至今海光寺南，犹有莳稻者。雍正年间，怡贤亲王修复闸座引河，多循汪公旧迹。乾隆十年及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修治水利案内，迭次从事疏浚，而稻田迄未观成。仅葛沽一带，民习其利，自知引溉种稻，至今不绝。”周盛传回顾元明清倡导并实践京东水利者的事迹，他认为，天津仅仅白塘、葛沽等处有水稻。另外，海上营田，可以并水利、海防为一事。周盛传所言不虚，至今天津小站水稻也是水稻名品。
同时，周盛传分析以往海滨水利屯田不能长久的原因：“引水河沟，规制太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潦，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挖，不数年而淤为平地，此沟洫所以易废也。南方置闸，只须嵌用石灰，铺砌牢固。海上沙土，遇水则泄，非用三合土锤炼镶底丈余，不足以御冲荡。闸板须置两层，则水不能过，泥亦易捞。前人建闸，或亦未尽如法。潮汐上下，坍刷日久，必至倾圮淤垫，此闸洞所以易废也。”北方土质浮松，易于淤积；海滨沙土，遇水则泄，应该采取措施，使用三合土壤底，才可以防止海水冲荡。应设置两层闸板。
周盛传计划：“就海河南岸略加测步，除去极东海滨下梢，由碱水沽至高家岭，延长约百余里，广十里，计算可耕之田，已不下五十余万亩。就中疏河开沟，厚筑堤埂，略仿南人圩田办法，广置石闸涵洞，就上游节节引水放下，以时启闭宣泄，田中积卤，常有甜水冲刷，自可涤除净尽，渐变为膏腴。”[27]挑浚引河一道，分建桥闸、沟洫、涵洞，试垦万亩，获稻不下数千石。[28]
周盛传又拟开海河各处引河，试办屯垦，在碱水沽建闸增挑引河，导之东下，以资浇灌新城附近之田。又拟在南运河建闸，另开减河分溜下注，洗涤积卤，开垦海河南岸荒田。[29]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报“抽调淮、练各军分助挑办，淮军统领周盛传更于津东之兴农镇至大沽，创开新河九十里，上接南运减河，两旁各开一渠，以便农田引灌。其兴农镇以下，又开横河六道，节节挖沟，引水营成稻田六万亩，且耕且防，海疆有此沟河，亦可限戎马之足”[30]。
光绪七年三月，当左宗棠上奏陈述治理直隶水利的主张时，李鸿章对畿辅水利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首先，李鸿章认为前代畿辅河道水利，难收实效：“畿辅河道，自宋元迄明，代有兴作，实效鲜闻。惟北宋何承矩就雄霸等处平旷之地，筑堰为障，引水为塘，率军屯垦，以御戎马。专为预防起见。今之东西淀皆其遗址。维时河溯，本多旷土，堰外即属敌境，听其旱潦，无关得失，故可专利一隅。厥后人民日聚，田畴日辟，野无弃地，不能如前之占地曲防，故治之之法，亦复不易。”[31]北宋在雄县、霸县兴修水利，多有军事意义。后来河北人民众多，田野尽辟，无空闲土地，兴修水利，实属不易。
其次，他认为，康熙乾隆时，先后历时数十年，浚筑兼施，始克奏功，仍难免旱潦。嘉庆道光以后，河务废弛日甚。即使雍正四年刚报竣工，五年夏秋永定等河漫决多口，受水者三十余州县，营田缺雨，难资灌溉，不久多改旱田。同治十年前后，畿辅淀泊淤积，闸坝废弃，引河、减河填塞，天津海口不畅。清代后期气候干旱缺水，水利设施废坏，发展水利田不易。
最后，他认为畿辅河道水利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是“河道本来狭窄，既少余地开宽，土性又极松浮，往往旋挑旋塌。且浑流激湍，挑沙壅泥，沙多则易淤，土松则易溃。其上游之山槽陡峻，势如高屋建瓴，水发则万派奔腾，各河顿形壅涨。汛过则来源微弱，冬春浅可胶舟。不如南方之河深土坚，能容多水，源远流长，四时不绝也”[32]。北方的河，沿岸土质松浮，多为季节性的河，汛期过后水源微弱，冬春更是浅水，不如南方河流四时水源不绝。(www.xing528.com)
光绪十六年（1890），给事中洪品良，以直隶频年水灾，请筹疏浚以兴水利。李鸿章上奏反对：
原奏大致以开沟渠、营稻田为急，大都沿袭旧闻，信为确论。而于古今地势之异致，南北天时之异宜，尚未深考……（直隶径流）沙土杂半，险工林立，每当伏秋盛涨，兵民日夜防守，甚于防寇，岂有放水灌入平地之理？今若语沿河居民开渠引水，鲜不错愕骇怪者。
且水田之利，不独地势难行，即天时亦南北迥异。春夏之交，布秧宜雨，而直隶彼时则苦雨少泉涸。今滏阳各河出山处，土人颇知凿渠艺稻。节届芒种，上游水入渠，则下游舟行苦涩，屡起讼端。东西淀左近洼地，乡民亦散布稻种，私冀旱年一获，每当伏秋涨发，辄遭漂没。此实限于天时，断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
以近代事实考之，明徐贞明仅营田三百九十余顷，汪应蛟仅营田五十顷，董应举营田最多，亦仅千八百余顷，然皆黍粟兼收，非皆水稻。且其志在垦荒殖谷，并非藉减水患。今访其遗迹，所营之田，非导山泉，即傍海潮，绝不引大河无节制之水，以资灌溉，安能藉减河水之患，又安能广营多获以抵南漕之入？
雍正间，怡贤亲王等兴修直隶水利，四年之间，营治稻田六千余顷，然不旋踵而其利顿减。九年，大学士朱轼、河道总督刘于义，即将距水较远、地势稍高之田，听民随便种植。可见治理水田之不能尽营，而踵行扩充之不易也。
恭读乾隆二十七年圣谕“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倘将洼地尽改作秧田，雨水多时，自可藉以储用，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谟训昭垂，永宜遵守。
即如天津地方，康熙间总兵蓝理在城南垦水田二百余顷，未久淤废。咸丰九年，亲王僧格林沁督师海口，垦水田四十余顷，嗣以旱潦不时，迄未能一律种稻，而所费已属不赀。光绪初，臣以海防紧要，不可不讲求屯政，曾饬提督周盛传在天津东南开挖引河，垦水田千三百余顷，用淮勇民夫数万人，经营六七年之久，始获成熟。此在潮汐可恃之地，役南方习农之人，尚且劳费若此。若于五大河经流多分支派，穿穴、堤防、浚沟，遂于平原易黍粟以粳稻，水不应时，土非泽埴，窃恐欲富民而适以扰民，欲减水患而适以增水患也。[33]
李鸿章的意见，表面上看又回到元明清时反对畿辅水利者的路子上，实际上却比较符合清后期的实际情况。第一，北方雨热不同季，春季雨水少，水稻难以下秧栽秧。只有旧时水源丰富处才可以种植水稻，而东西淀附近，乡民虽种植水稻，但伏秋大汛，就遭遇漂没。因此以北方水热条件，多数地方不适宜种植水稻。第二，清后期华北气候已经变得更加干旱，缺少地表水，南北二泊，东西二淀，或填淤，或变成民地。发展水田、种植水稻，不符合当时的气候和水源状况。第三，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修筑堤坝以后，河日淤高，堤日增长，坝上开渠实不可取。同治十年前后，畿辅大小河流上的水利工程已经废败，不可使用。河淀下游入海不畅，海潮倒灌，每遇积潦盛涨，横冲四溢，连成一片，顺天、保定一带水患非常严重。[34]周盛传天津种稻，用时六七年才有所收获，得不偿失。这种实践，使李鸿章反对在畿辅修水利、种植水稻。因此，他认为，应该兴修河道工程，如挑浚大青河下游，另开滹沱河、减河，疏浚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等。从以上两点看，李鸿章的说法，符合清后期的气候、水源情况，也是来自实践的。第四，清后期，东北农业的发展、粮食贸易的活跃，能为京师提供部分粮食。国家采取了一些缓和江南赋重漕重的措施，大大减少了讲求畿辅水利的必要性。
道咸同以来，江南督抚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致力减轻江南浮赋。如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每年起运交仓90至100万石，著为定额，永远遵行，[35]得到朝廷允准。“减漕之举，文忠导之于前，公与曾、李二公成之于后。”[36]林则徐倡导减少南漕，冯桂芬、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之于后。同治二年，苏松太减赋事件，对苏松影响甚巨，“一减三吴之浮赋，四百年来积重难返之弊，一朝而除，为东南无疆之福”[37]。以上几点，是李鸿章对畿辅水利态度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