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方籍官员坚持畿辅河道不宜开渠、不宜种稻的观点，江南籍官员中主张发展畿辅水利者，就着力论证河北水土性质宜于发展水利、适宜种稻。
清雍正四年（1726），蓝鼎元作《论北直隶水利疏》，辨析了北方不宜发展水田、北地无水和北方不宜修筑堤岸之疑惑：“今所虑者，或谓南北异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蓟州、玉田、丰润，漠漠春畴，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谓北地无水，雨集则沟浍洪涛，雨过则万壑焦枯，虽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闸坝蓄泻，多建堤防，以蕴其势，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时启闭，使旱潦不能为害者也。或谓北方无实土，水流沙溃，堤岸不能坚固，朝成河而暮淤陆，此则当费经营耳。然黄河两岸，一概浮沙，以苇承泥，亦能捍御。诚不惜工力，疏浚加深，以治黄之法，堆砌两岸，而渠水不类黄强，则一劳永逸，未尝不可恃也。”[11]蓝鼎元从对水性、土性认识上，支持了畿辅水利的开展。
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主持举行畿辅水利，其《畿南请设营田疏》云：“至浮议之惑民，其说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种植之宜，因地燥湿，未闻有南北之分，即今玉田、丰润、满城、涿州以及广平、正定所属，不乏水田，何尝不岁岁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涨则溢，旋退即涸，能为害不能为利也。夫山谷之泉源不竭，沧海之潮汐日至，长河大泽之流，遇旱未尝尽涸也，况陂塘乏储，有备无患乎。”[12]这份奏疏，有力地反驳了反对者对畿辅水土特性的看法，促成了雍正年间畿辅水利营田四局的设立，并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道光四年（1824）潘锡恩所编《畿辅水利四案初案》、吴邦庆编著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之《怡贤亲王疏抄》、道光六年贺长龄和魏源所编《清经世文编》的卷一〇八《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等，都收录了此篇奏疏。
乾隆九年（1744）五月初八日，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上《敬陈水利救荒疏》，受到乾隆帝和朝廷大臣的赞赏，启动了乾隆九年至十二年的畿辅水利。当时反对北方水利的看法有三点，即北土高燥不宜稻种、土性沙碱易于渗漏、开筑沟渠占用民地导致民怨。他一一驳斥了这些看法。关于“北土高燥不宜稻种”的问题，柴潮生首先回顾了京畿地区在汉、北齐、北宋、明、清等朝修水利种水稻的历史，又“访闻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古今修水利种水稻的事实，使他坚信直隶水利可兴：“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现今玉田、丰润，粳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柴潮生重视水利，但不拘泥于开水田、种水稻，是考虑了河北各地水情地势的复杂性。
关于水的渗漏问题，柴潮生说：“土性沙碱，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碱乎，且即使沙碱，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犹愈于已乎，不疑者二也。”这些意见都有道理，但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徐光启《农政全书》已经有方法。光绪元年（1875），淮军统领周盛传遵照李鸿章的意见，在天津海滨开垦屯田。周盛传研究了前代津东水利旋修旋废的原因，认为“其故盖缘引水河沟，规制太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潦，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挖，不数年而淤为平地，此沟洫所以易废也”。他提出了用石灰或三合土铺砌沟渠底部以防冲荡的方法：“海上沙土，遇水则泄，非用三合土锤炼镶底丈余，不足以御冲荡。闸板须置两层，则水不能过，泥亦易捞。前人建闸，或亦未尽如法。潮汐上下，坍刷日久，必至倾圮淤垫，此闸洞所以易废也。”[13]直至清末，才用技术解决了北方沙土易于渗漏的问题。这说明，畿辅水利论者，必须拿出解决渠道渗漏的办法，徒然争论是不能服人的。
关于挖掘民地招致民怨的问题，雍正年间畿辅水利时已有成案，即或将渠道堤岸占用民地之租，计亩均摊到其他民地，或用附近官地拨补占用的熟田升科河淀洼地。柴潮生说：“以沟渠为损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今使十亩之地，损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与十亩之田皆薄入，孰利？况损者又予拨还，不疑者三也。”在农田中，修蓄水池或沟渠，保证灌溉，表面上占用了农田，实际上可供农田灌溉，比无蓄水池或沟渠而农田薄收效益明显，况且国家还拨给修蓄水池沟渠所占地亩的补偿。柴潮生的论证，为国家举行畿辅水利提供了重要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启发了乾隆帝，乾隆阅后要求“速议”。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议覆“柴潮生所奏，诚非无据”[14]，启动了乾隆九年至十二年吏部尚书刘于义、直隶总督高斌等主持的畿辅水利。
针对关于永定河不宜发展水利的看法，乾隆十四年（1749），李光昭修、周琰纂《东安县志》卷十五《河渠志》论永定河利弊，廓清了人们在利用永定河水利上的错误认识。
永定河是否可以开渠？李光昭《东安县志》说：“浑河水浊而性悍，水浊则易淤，性悍则难制，其如所过，辄四散奔突”，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筑坝后，“河日淤高，堤日增长。现在堤身外高二丈有余，内高不过五六尺。乾隆七、八（1742、1743）两年大汛之时，七工以下水面离堤坝相距，不及一尺。若非诸坝为之分泄，势必平漫矣”。永定河本身水浊易淤积，修成大坝后，有些地方水面离堤坝才一尺，只要一开沟渠，势必平漫。因此永定河两岸，不可开渠，应使分道浇灌。那么如何利用永定河水利？“两旁多种高粮，皆获丰收，菽粟或有损伤。浑河所过之处，地肥土润，可种秋麦，其收必倍。谚云：一麦抵三秋，此之谓也。小民止言过水时之害，不言倍收时之利。此浮议之不可轻信者也。余尝称永定河为无用河，以其不通舟楫，不资灌溉，不产鱼虾。然其所长独能淤地，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后，冰窖、堂二铺、信安、胜芳等村宽长约数十里，尽成沃壤。雍正四年以后，东沽港、王庆坨、安光、六道口等村，宽长几三十里，悉为乐土。兹数十村者，皆昔日滨水荒乡也。今则富庶甲于诸邑矣。与泾、漳二水之利，何以异哉？故浑河者，患在目前，而利在日后。目前之患有限，而日后之利无穷也。”浑河两岸土地可种高粱，高粱茎高，耐旱、耐涝、耐盐碱，可获丰收。麦汛之后，所过留下淤泥，土壤肥润，利于秋麦。康熙三十七年后，冰窖、堂二铺、信安、胜芳等村宽长约数十里，尽成沃壤；雍正四年以后，车沽港、王庆坨、六道口等村，宽长几十里，皆成乐土。这几十村落，昔日皆滨水荒乡，现在富庶甲于诸邑，水利不亚于泾水、漳水之利。所以永淀河水利，利在可以淤地。
东西两淀周围淤地，是否可占种耕垦？李光昭《东安县志》认为，淀泊周围淤地不可耕种，宜留为容水之区即泄洪区，“北方之淀，即南方之湖，容水之区也。南方河港多而湖深，北方河港少而淀浅，是淀之利害，尤甚于湖也。读雍正四年怡贤亲王条奏：‘今日之淀，较之昔日淤几半矣。’淀池多一尺之淤，即少受一尺之水。淤者不能浚之复深，复围而筑之，使盛涨之水，不得漫衍于其间，是与水争地矣。下流不畅，容纳无所，水不旁溢，将安之乎？是故借淀泊所淤之地，为民间报垦之田，非计之得也者”[15]。李光昭来自绍兴，了解南北方水势。他认为北方河淀是容水之区。淀池淤积，不能挑浚，又筑堤坝，会使大水无处容身，势必漫衍田地，这是人与水争地。有些地方官员认可农民在河淀淤地上种植庄稼，报垦升科，这样会鼓励农民占种河淀淤地，不利于河淀行洪。因此李光昭认为东西两淀周围，不可占种耕垦。
章学诚、马钟秀等都认为“李光昭《东安县志》论永定河利弊，最为详明”[16]，并在其分别纂修的《永清县志》和《安次县志》中全文引用了李光昭《东安县志》中的论述。(www.xing528.com)
道光三年（1823），畿辅大水，朝廷派员勘察直隶水灾河道情形。京师宣武门外居住的南方籍官员学者，还有个别北方官员学者欢欣鼓舞，纷纷著书立说，搜集历代及当代畿辅水利事迹，试图为畿辅水利提供借鉴。道光四年，吴邦庆编撰《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批判了元明时北方官员反对兴修畿辅水利的种种观点。
关于畿辅河流不宜发展农田水利的观点，反对者有三种理由：一是“胼胝之劳，十倍旱田，北方民性习于偷逸，不耐作苦”；二是“南方之水多清，北方之水多浊，清水安流有定，浊水迁徙不常，又北水性猛，北土性松，以松土遇猛流，啮决不常，利不可以久享”；三是“直隶诸水，大约发源西北，地势建瓴，浮沙碱土，挟之而下，石水斗泥，当其下流，尤易淹塞，疏瀹之功，难以常施”[17]。即畿辅民性、水性、土性都不宜发展农田水利。
吴邦庆论证了畿辅河道是否宜于水利和种稻的问题，他说：“畿辅诸川，非尽可用之水，亦非尽不可用之水；即用水之区，不必尽可艺稻之地，亦未尝无可以艺稻之地。”[18]畿辅各大河，不全是可用之水，也不是全不可用之水，即可用水之区，不见得全部土地都可种水稻，也未尝无种水稻之地、用水之区。是否种植水稻，要看具体情况，因地制宜。他认为“畿辅三大水不可用：永定也；滹沱也；前北行入界之漳河也。其流浊，其势猛，其消落无常，势不受制；惟善肥地，所过之处，往往变斥卤为腴壤；至欲设闸坝，资灌溉则不能”[19]。即永定河、滹沱河、漳河，流浊、势猛，涨落无常，不受控制，可以淤地，但不可用闸坝灌溉。实际上，上游在三家店地区，就有水利灌溉。
吴邦庆历数畿辅各县河流泉源潮汐，或“可用河以成田”，或“可用泉以成田”，或“可用潮汐以成田”，或“筑圩通渠以成田”，认为即使难以利用的永定河，也可以用其上游之水。[20]他反驳说：“安在其有弃水也。若以一水之不可用，遂并众水而弃之；见一处之湮塞难通，遂谓通省皆然，则似难语以兴修乐利矣。”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水不可用，于是放弃利用众水，一处湮塞难通，于是说全省皆然，以偏概全，难与之谈兴修水利。因此，“水性清浊、土性刚柔之说，有不可尽信者。至谓北土民惰，不耐火耕水耨之劳，夫民岂有定性哉，齐之以法，诱之以利，转变在岁时耳！不足致疑，故无庸置辩云”[21]。水性清浊、土性刚柔，要具体分析。民情不善于水耨火耕，也可劝导。他的观点是全面的、辩证的。
关于水利营田后是否种植水稻的问题，吴邦庆提出：水利田“地成之后，但资灌溉之利，不必定种粳稻。察其土之所宜，黍稷麻麦，听从其便。又开渠则设渠长，建闸则设闸夫，闸头严立水则，以杜争端，设立专职，以时巡行，牧令中有能勤于劝导者，即登荐以示鼓励”[22]。针对北人以北方不宜种稻为理由来反对畿辅水利，吴邦庆提出“但资灌溉之利”的目标，因地制宜，可以种植旱地作物，也可以种植水稻。同时要设立渠长、闸夫、水则，杜绝争端，还要设立专职水利人员，随时巡视。关于水稻问题，后来咸丰、同治、光绪时，天津海滨屯田时仍然种植水稻。同治二年（1863），监察御史丁寿昌提出，应该在北京西直门外一带发展水稻种植，让奉天农民捐输旱稻，稻谷一石抵粟米二石，由海运至天津，再运至京师，“且此项旱稻，可为谷种。若于京城设局，令农民赴局买种，每人不过一斗，以资种植。近畿本有旱稻，得此更可盛行。将来畿辅有水之地，可种水稻；无水之地，可种旱稻，较之粟米高粱，其利数倍”[23]。如京西六郎庄到2000年还有稻田。
丁寿昌以东北旱稻作为北京稻种，让北方无水之地种植旱稻，这是比较实际的看法，是他考虑到旱稻比较适合北京水源较少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意见。
海淀六郎庄稻田
2000年7月30日
图片来源于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
总之，清代讲求畿辅水利者，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论证了畿辅水性、土性、民情等各方面的问题，驳斥了反对畿辅水利的各种意见，补充并完善了具体的技术方法如用水、用田、水稻品种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关于畿辅水利的认识，又向前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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