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地区水土不宜开展水利的论断

畿辅地区，大致包括今京、津两市，河北省及山西部分地区。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许多自然水系和人工渠道，如永定河、滹沱河、漳河、南运河和北运河等及其大小支流，如淀、泊、沽、汊等，是发展农田水利的先决条件。但是，元明清时期，有些北方籍官员认为，河北诸水不宜发展农田水利。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左右，朝廷拟议“分立诸路水利官”，胡祗遹著文，论此事有“六不可”，其中第一、四两条指出：“均为一水也，其性各有不同，有薄田伤稼者，有肥田益苗者，怀州丹、沁二水相去不远。丹水利民，沁水反为害。百余年之桑枣梨柿，茂材巨木，沁水一过，皆浸渍而死，禾稼亦不荣茂，以此言之，利与害与？似此一水，不唯不可开，当塞之使复故道以除农害，此水性之当审，不可遽开，一也”；“滏水、漳水、李河等水，河道岸深，不能便得为用，必于水源开凿，不宽百余步，不能容水势，霖雨泛溢，尚且为害，又长数百里，未得灌溉之利，所凿之路，先夺农田数千顷，此四不可也”^[1]。其说法，不符合事实。战国时魏国就利用漳河修筑十二渠发展水利，元中统二年（1261）沁河上修成长670里的广济渠，20余年中每年灌田3000余顷。^[2]明清时又利用滏阳河发展水利灌溉。胡祗遹既不知漳水十二渠，又不知当世水利，但是他职位较高，其意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明万历十四年（1586），徐贞明准备大兴水利时，“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不便者十二”^[3]。其中有三条是说滹沱河不宜发展水利：“二谓堙塞无定，故道难复。三谓深州故道，枉费无成；且水势漂湃，流派难分。四谓挑浚狭浅，难杀水势；且淤沙害田，难资灌溉。”^[4]由于明神宗不辨是非，左右宦官都是畿辅人，在皇帝面前提出反对意见，明神宗采纳御史王之栋的意见，徐贞明的西北水利主张，最终不能实行。

清代，同样存在着关于河北水道不宜发展水利、不宜种稻的意见。大约嘉庆二十年（1815）至道光二年（1822）时，云南人程含章就提出天时、地利、土俗、人情、牛种、器具异宜共六条理由，论证北方不可推广水田种植。他指出，北方春夏干旱少雨，而这正是水稻的插秧时节，雨热条件与水稻生长季节不同步，制约水稻生产；北方土性浮松，遇夏季暴雨，河水泥沙多，挑浚不便。北方人民生活、生产习惯不同于南方，也不利于水稻种植。北方不具备水稻生产所需要的水牛和农具等。^[5]这些看法，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然。北方水源丰沛之地种稻不少，如河北的玉田、磁州、丰润，京西，东北，新疆伊犁等地。程含章既然反对北方水利，那么，道光三年（1823）朝廷命他署工部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事务”，虽然不能说是所托非人，但是程含章奉命办理直隶水利，只是兴办大工九，没有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除了因为他“寻调仓场侍郎。五年授浙江巡抚”^[6]外，恐怕与他反对北方发展农田水利的态度，不无关系。

浙江元和人沈联芳，大约于嘉庆六年（1801）或其后不久，著成《邦畿水利集说》：“近代以来，蓟、永、丰、玉、津、霸等处，营成水田，并有成效。使尽因其利而利之，畿南不皆为沃野乎？然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其在圣祖、世宗年间，淀池深广，未垦之地甚多，故当日怡贤亲王查办兴利之处居多。乾隆二十八九年（1763、1764）闻制府方恪敏时，除害与兴利参半，今则惟求除害矣。”^[7]从除水害的观点出发，沈联芳对发展畿辅农田水利，提出了四难、四宜和三不宜之说。四难是指：永定河堤坝内流沙淤积，河身成淤地，洼下变高原。东淀日就淤浅，三角淀、叶淀、沙家淀阗积，无可分潴水流；东淀与南北两运，争夺三岔口入海，导致泛涨。乾隆五十九年（1794）后，北泊淤平大半，滹沱频决东堤，将淹没新城、冀县。文安居九河下梢，素称水乡，历来筹议河防者，迄无良策。嘉庆六年大水后，长堤荡决，居民任其通流荡漾，不以筑堤为事。他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青县和沧州两减河宜改闸，天津和静海运河西岸宜设堤防，疏天津七闸、引河分泄海河水势，开沟叠道。(www.xing528.com)

沈联芳还提出了三不宜之说，即“浊水不宜分流”“河间不宜水田”“淀泊淤地不宜耕种”。浊水不宜分流，指滹沱河、漳河上游不可分流，分流则水势弱，易于淤积，无法利用其水。河间不宜水田，指元明时期河间处于唐河下游，又有滹沱河支流经其地，源流不绝，可以引灌。明末清初，唐河、滹沱河水势渐弱。嘉庆时，二河改道，不经河间，河间无径流，不能种稻。水源变少，自然不宜发展水田。淀泊淤地不宜耕种，指淀泊可以作为河流潴留之地，不可因眼前的“围圩耕种”利益而破坏其蓄水功能。嘉庆六年、十三年畿辅大水，自然应消除积水。^[8]

以上两种意见，都有合理性。但主要强调除水害，不重视兴水利。道光初，龚自珍肯定其著作为“异书”，阅读并手校《畿辅水利集说》，^[9]道光二年（1822）龚自珍作《最录邦畿水利图说》，^[10]而潘锡恩批评其不重视兴水利的态度，贺长龄和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则表示应“随时斟酌”。

元明清时关于河北不宜发展水利的看法，有两个要点，一是华北河道不宜开河修渠，不能发展水利；二是北方不宜种植水稻。从时间看，元明时期，反对发展北方水利者，主要强调畿辅河道不宜开凿渠道，如胡祗遹关于沁水、滏阳河、漳河等不宜开渠的说法，王之栋关于滹沱河水不宜开渠的论调，他们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明清反对发展畿辅水利者，主要坚持河北不宜种植水稻。沈联芳只强调消除水害，不关注兴修水利，他要人们注意发展河北水利的困难和应对措施。从胡祗遹到沈联芳，时间过去了500多年。从河北诸水皆不宜发展水利，到河间不宜发展水田，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河北的降水和河流情况发生了变化，气候干旱、水源减少，使人们不再坚持认为河北不宜发展水利，也说明人们对畿辅水利的认识是有进步的。而元明清关于北方水土特性不宜发展水利、不宜种稻的看法，促使主张发展畿辅水利者来论证这些问题，从而推动了对北方水土特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