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的廷议论，顾宪成的“外人之是非”论，顾炎武的庶人议政论，以及黄宗羲的学校是非论，其实质是什么？他们果真认为政治是非，应由全体人民决定吗？非也。他们其实是在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归有光对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江南赋税不均十分不满，他说：“江右田土不相悬，而税入多寡殊绝……苏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吴赋十倍于淮阴；松江（府）二县，粮与畿内八府百十七县埒，其不均如此。”[27]他看到东南民力衰竭，与国家赋税之矛盾，说：“东南之民何其疲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东南民力物产虽号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复曩昔。”[28]他认为吴中富民的破产，是因为嘉靖以来苏松重赋，根本原因是国家取之东南、用之西北，但不重视东南水利，不救济饥荒，因此他提倡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而又认为国家应该实行“安富之道”，保护“大户”富民的利益。[29]同时，昆山人郑若曾著《苏松浮赋议》，指出明朝苏松二府田赋总额311万石，比宋元时100万石增加2倍，比湖广和福建两省赋税总额还多10万石，比直隶其他12府78县赋税总额165万石多近1倍；用具体数字论证苏松赋重，直接损害“有田者”的实际利益，“苏松……有田者为赋役所困，竟竟乎朝不保夕”[30]，他认为“天下惟东南民力最竭，而东南之民又惟有田者最苦”[31]。
万历时，武进人唐鹤征著《武进志》，对江南民田重赋表示不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下《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专文，对“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感到“事之不平，莫甚于此”，认为要改变富民的破产，应重新丈量土地，定其土壤等第，依等纳税。[32]黄宗羲认为，每户应授田五十亩，其余土地听富民自占。
同时，他们都反对朝廷实行漕运制度、对东南的经济掠夺。归有光批评“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东南”“（国家）取者无穷而（东南）民生日蹶”[33]，顾炎武批评“今之人君，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34]的经济掠夺，黄宗羲对“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35]“郡县之赋……解运之京师者十有九”[36]的赋税、漕运之制，深为不满。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确切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利益，而反对朝廷的无限权力，反对朝廷对东南富民的经济掠夺。因此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民对国家政治是非的议政权和决定权，是有其阶级和地域特色的。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封建社会判断政治是非，主要依据“上之是非”和“古之是非”：“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37]；“古之所是则谓之是，古之所非则谓之非”[38]。这两条也是皇帝的是非标准和孔子的是非标准。前者是政治的，法律的；后者是学术的而又为政治服务。君主专制统治有渐强之趋势，但明中期以来出现了反君主专制的思想，这种反对，基本沿着两条线开展而又不是绝然分开的。
李贽，是从学术方面，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标准为是非的思想家。他指出，汉唐宋千百余年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于无是非，而提倡“今日之是非”[39]并用于历史评论中。
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是从政治经济方面反对“天子之是非”，而提倡“天下之是非”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是非”之论，具有明显的反专制主义的特点。顾宪成、顾炎武、黄宗羲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不难理解；关于归有光，则需多说几句。他提出应效法汉朝的廷议，由廷议讨论、决定郊社宗庙和盐铁、历律、河渠、边事等重大问题孰当孰否、孰重孰轻、孰是孰非，这说明什么呢？汉朝的廷议制对皇权有制约。何兹全先生指出：“皇帝的废立、国家大事、立法、官爵、封赠等，皆可由廷议提出意见，或由廷议作出决定。廷议由皇帝诏令召集，意见由皇帝最后裁决。这种制度……对皇帝权力不无限制作用。”[40]
归有光提倡效法汉朝廷议，认为应该限制皇权不顾盐铁、治河、边事等有关民生利病国家安危问题，而一味讲究郊社、宗庙的思想意识。尽管元人邓牧早已有民主思想，但那是他的“独鼓”之音。[41]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不仅在当时有知音，而且在晚清，有梁启超、谭嗣同这样的同调，对鼓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思想启蒙作用。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后，东南各省自保，未必没有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
最后要强调的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的产生，有思想启发作用，因为尽管有明清更迭，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但促使归有光、顾宪成等人起而争是非决定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即东南民生利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明末越发严重，成为广泛的“天下郡国利病”。他们由对江南重赋等东南民生利病问题的关注，发展为经济、政治是非标准的争论，通过对记载经济政治制度的典章制度史的不满、批评、研究之折射，最后走上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总批判，这就是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基本的心路历程。
【注释】
[1]《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
[2]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二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清（1644—1911）刻本。
[3]《明史》卷二一八《王锡爵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4]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57—1960年，第111、1104页。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57—1960年，第111、1104页。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7]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直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8]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二上《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清（1644—1911）刻本。
[9]《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11]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守令》，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2]《明会典·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万有文库本。
[13]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〇《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4]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5]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〇《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一《赠张别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7]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一《苏松浮赋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www.xing528.com)
[1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一《送周御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六《常熟县赵段圩堤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20]《明史》卷二一八《王锡爵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21]《明史》卷一〇六《申时行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22]《明史》卷一一一《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23]归予宁：《论东南水利复沈广文》，《三吴水利录·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2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25]顾炎武：《亭林余集·从叔父姆庵府君行状》，中华书局，1959年。
[26]黄宗羲：《思旧录·顾炎武》，清光绪间五桂楼刻本。
[27]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五《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宪卿）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2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县大夫杨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2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30]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一《苏松浮赋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1]郑若曾：《江南经略·凡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二《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3]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二上《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清（1611—1911）刻本。
[34]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上海涵芬楼1922年影印本。
[3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3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37]《墨子》卷三《尚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38]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九《原文》，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9]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40]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316页。
[41]邓牧：《伯牙琴·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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