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期以来，即嘉靖、隆庆、万历至天启、崇祯间，以至清初，江南地区的一些学者如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和黄宗羲等，展开了“是非”问题的争论。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提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其主要根源是明中期以来，苏松地区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等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
明中期以来，即嘉靖、隆庆、万历至天启、崇祯间，以至清初，江南地区的一些学者如归有光、顾宪成、顾炎武和黄宗羲等，展开了“是非”问题的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江南学者“是非”之论的发展演变，认识根源与社会根源，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提出初步看法，以期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思潮有更深入的认识。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上之是非”。西汉时，有人批评廷尉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是，即肯定。前代皇帝肯定的，著录下来，就是律；后代皇帝肯定的，分条说明，就是令。这就是法令法律的来源。天子所“是”就是律令，就是法律。天子之是非，为天下之是非。这基本是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常态。汉文帝时，廷尉张释之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此不是常态，而是过度美化。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提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其主要根源是明中期以来，苏松地区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等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西北水利的失败，东林党人遭到镇压使他们认识到，谁掌握天下是非的标准十分重要。而江南学者之间，也有学术交往和思想影响。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经济利益，反对朝廷对东南的经济掠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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