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庶政颇号严切”[12]。庶政指国家各种政务，如赋税、漕运、河渠等。吴吏“以期会鞭笞集赋税”[13]，“税籍日以乱，钩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负日以积，故为吏吴中者，督赋为尤难”[14]，故“凡为大吏，其势与民日远，一切以趋办为能。民之疾苦，非有关于其心也……使之逮系鞭笞，流离僵仆而不之恤也”[15]。“岁饥、民贫、逋负日积，使者督责相望于道。父死而诛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16]地方官员的职责成了催科督赋，而救济灾荒、兴修水利，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二是“庶务号为振举”，庶务指行政部门的各种杂务，他“闻之长老云，往者宪、孝之际，禁网疏阔，吏治烝烝不格奸，……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凿，专求声绩，庶务号为振举”[17]。“号为能吏者，不过徒事声迹之间，一时赫然烨然，众人以为美，而天下之元气日以耗。”[18]地方官员的作风，是制造声势、制造政绩，一时赫然烨然，众人以为美，外有好官的名声，实际上东南元气大衰。“庶政颇为严切”和“庶务号为振举”是吴中吏治之两大弊端。
其结果是“昔之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为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19]。从国家对官员的要求看，有土地辟、户口增、盗贼息等几项基本考核内容。以往对官员的考核，虽然有时不见得符合这些考核标准，但是，实际效果都好，民安、田均、法令能正常运行。后来对官员的考核，虽然都符合标准，但是实际效果不好，民不安、田不均，法不常行。这个我们今日也容易理解，比如，所有人、所有部门都没有错，但是事情的结果就是错了，并且造成恶果。
为什么后期发生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原因何在？“其故”在于东南“田租之入，率数十倍于天下”[20]。东南地区田租负担，十倍于其他地区。成化、弘治时“吏治宽缓，节目疏略。虽赋役繁重，而蠲贷之政屡下”，官吏“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妪覆育”[21]。当时州县官员尚且羡慕汉唐循吏的作风，作风淳朴、善良，考核指标简单。虽然赋役繁重，但是国家屡次颁布蠲免赋税的惠政。
但嘉靖十六年（1537）赋役改革后，“轮编自若，而丁田岁岁增加”，抗倭以来的种种经费“不于田赋，则于大户”[22]。“三纪以来，民间未尝放赦，而水旱之灾，蠲贷之令亦少矣。又经岛夷焚剿之后，海上之戍不撤，而加编海防，岁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骚然矣，军府之乾没动数百万”[23]，而“吏复乘时以为奸利。……吴之子女玉帛，不独填委于沧波浩渺之中，而亦潜输于刀笔筐箧之间矣”[24]。丁赋田税，年年增加，抗倭费用，或加于田赋，或加于大户。三十年来，对水害之灾，国家并无宽免逋负。倭寇之乱后，海防不撤，海防费用年年增加，江淮以南骚动，军府贪污粮饷动辄数百万。官吏又借机谋利，东吴人民不仅饱受倭寇之乱，还受到官吏的盘剥。催税之难，使吏治严切。
吏治之弊，还因考核中唯名是求、不实事求是，“一命皆总于吏部”[25]和“悉听于监司”，“其所荐举必极其褒美，虽古之龚（遂）、黄（霸）、卓（茂）、鲁（公仪休）无以过。……及其迁以去也，其为州县犹故也”。官员考核全凭吏部和监司，监司又多采纳县中把持舆论的豪民乡绅的意见。荐举文书极尽褒美之能事，把官员事迹写得像春秋时鲁相公仪休，汉代龚遂、黄霸、卓茂一样，这有吏“为名”“上亦以名求之”[26]和地方舆论中“谩欺”等原因。监司书写的考核文书，内容多出自县中把持舆论的豪民乡绅。豪民乡绅为自己作威作福，武断乡曲，不“听于吏之治”，反而“求于有司者无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毁随之矣。……比县之吏亦以媢嫉倾排者多，以故毁誉不明，而监司亦无以得其实”[27]。豪民乡绅往往操纵地方官员，使之为自己所用，毁誉不出于公，实出于私，监司无从考查其毁誉的真伪。所以，吏治以追求声名为务。“古之吏皆积久而成，今并布衣诸生少年，远者仅二岁，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则其县治矣，何迁代之后其雕残犹故？”考查“未尽出于公与明”[28]。州县官吏多是年轻少年，刚刚考中进士，最多任职两三年，为什么会有很卓越的评价？果如是，则州县治理矣，何至于官员离任后，地方仍然凋残如故？
关于吴中社会风俗的变迁，他说：“闻之长老言，洪武间，民不粱肉，间阎无文采，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客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邻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几也？予少之时所闻所见，今又不知其几变也！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来，不问家之有无，曰吾惧为人笑也。……非独吴也，天下犹是也。”[29]从乡里长老了解到，洪武时，民风淳朴，民不食粱肉，百姓衣无文采，女子少时不修饰，市场中商人不囤积居奇，宴客只有一样肉菜，房舍无大屋高墙，茅舍比邻，强不凌弱。不到二百年，世风逆转。成化、弘治、正德时的风俗，到嘉靖、隆庆时发生巨大变化。(www.xing528.com)
这种风气的变化，始于官宦人家，然后扩散到城市；从城市开始，向城郊及农村扩散。婚礼、酒宴、送往迎来，不自量财力，而是受风气裹挟，衣食住行，都极尽繁华，以追求奢靡为风尚。这种社会习俗，不独吴中如此，其他如浙右、南直隶等，也差不多。
具体说，嘉靖时“江南诸郡县，土田肥美，多粳稻，有江海陂湖之饶”，“俗好媮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30]。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良，江海陂湖之利，鱼米之乡，婚丧嫁娶，时节宴会，美衣鲜食。而富家豪民，财产是普通人家百八十倍，财大气粗，妇女、锦衣玉食、田园、甲第、音乐，都堪比王侯之家。一般说，这应该是物质和经济繁荣的表现。但是实则不然，这反映两个问题，即个别富家豪民的奢华，是从兼并百家得来的。多数人家衰落了，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人们更关注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享受，较少关注社会，不那么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了。
这种风俗之变，与国运一致。苏州府长洲县蒋氏，先世有厚德，“其居乡者，大率长厚，能以爱利及人，恤人之急，如恐不及，赈贷或至千石”，此时正当洪熙至弘治间。“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间，适国家休明之运。天下承平，累世熙洽，乡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荫一方者，往往而是，蒋氏乃其著者”[31]，蒋氏先世，忠厚长者，爱利及人，乐善好施。此时，是洪熙到弘治之间，六七十年间，天下太平，成就蒋氏先世忠厚长者厚德爱人的形象。这必然会对社会发展有好处。归有光虽然认为“物盛而衰，衰久而复”[32]，但对风俗能否“衰久而复”很担优。
可注意的是，归有光对吏治风俗问题的认识。第一，其认识符合明朝吏治的变化，得到穆宗时首辅高拱的认同。隆庆三年（1569）他上书高拱：“太祖承胜国之后，其严有时而用。自永乐以后，大抵朝廷之政，日趋于宽。历五圣至于孝宗，仁恩沦浃，号为本朝极盛。武宗之时，……天下号称多故。而元气未索，则以国家百余年，至我孝皇培养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时有诛戮，而天下之治，未尝不在于宽。”[33]尽管高拱被张居正排挤，但张居正整顿吏治，是基于对吏治弊端的考虑，说明归有光对吏治的看法比较确切。
第二，他认为风俗淳朴与否，与国运、富家大族的盛衰同步：“故家大族，实有与国相维持者，系风俗世道之隆污。”[34]这种“维持”是相互的，如果向富户“劝借”钱粮过多，会影响国家长远利益：“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劝借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35]
第三，归有光论吏治风俗的变迁，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洪、永时是休养生息期；成、弘时是极盛期，吴中形成许多故家大族，风俗纯厚，吏治宽缓纯正、嘉时由盛而衰，赋税日重，而民生日瘁，风俗奢靡，吏治严切、务求名声而无实效。三四十年后，即万历后期《歙县风土论》作者的观点，才达到他的认识水平。当然，吏治、风俗之变，除经济、政治原因外，还与科举弊病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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