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松为什么赋重？时人多认为，是明太祖怒吴民附张士诚而取豪民租薄以定税额。归有光则认为苏赋重不均，主要原因是“我国家建都北平，岁输东南之粟以入京师者数百万，……加以方物土贡，金帛锦绣，以供大官王服者，岁常不绝。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来，民生日瘁，国课日亏，水旱荐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为计。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灾捍患，与民莫大之利也”，他担心“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3]。他感叹“东南之民何其惫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宜有以优恤而宽假之，使展其力，……比者仍岁荒歉。……有司之奏报日至，而征督日促。经二大赦，流离转徙之民，日夕引领北望，求活于斗升之粟，而诏书文移，不过蠲远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则官府之所已征者也。民何赖焉？东南地方物产，虽号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复曩昔”[4]。东南苏松二府面积不大，但赋税不少。国家应该优恤、宽减，与民休息。在连年大荒和倭寇侵犯外，流民希望能得到救济，但是国家不过蠲免往年的逋负，而这些逋负的税粮，也不过是奸民藏起来，或者官府已经征收的。因此，虽然国家有免除赋税的命令，但是百姓得不到实惠。东南地方物产，号称繁盛，但现在已经耗损，不比从前。
因此，他建议兴修三吴水利、西北水利，“督成水利之官，常时相视，禁富人豪家……壅碍上流”“养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5]。他访求故家遗书，编成《三吴水利录》四卷，认为“修水利之法，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必欲自源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6]。后来海瑞“得是书仿而行之，饥民全活者甚众，而海口至栅桥皆已堙塞为平地，不期月而开凿通流，潮水复如昔时之汹涌，大为民便”[7]。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南京乡试对策中提出兴修东南水利、西北水利两说。
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听于天。而东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盖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东南又并海有堤防蓄泄，虽恒雨、恒暘，而可以无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太湖。《周礼》所谓具区，五湖，盖地一而名异也。《尔雅》：“具区。”郭景纯云：“吴越之间有具区，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犹江之言九江尔。……禹治扬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东偏莫大于震泽。欲宁震泽之水，在于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后震泽无泛滥之虞。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三江，东南泄水之尾闾也。三江之流不疾，则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吴淞江之疏导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夫自汉以来，天下之用，不尽于东南。至唐宋，而东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给天下之用。然自吴越窃据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给，外以奉事大国，而内不乏于朝府之用，是以其国不困，而民犹足以支。
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则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则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废，而坐失东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钱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专，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
呜呼！以天下之大，而无赖于东南，则可以坐视而莫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专养给于东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图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绩矣。然百余年来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举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国贫民困。夫国贫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贫也，则将何时而已乎？夫亦延访故老，徧考昔人之论，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专泥于古之迹，而惟视夫水势之所顺……
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而已矣。五堰、百渎，可复则复之；白蚬、安亭、青龙江，可开则开之。或为纵浦，或为横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门，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坏；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时相视；禁富人豪家碾磑、芦苇、茭荷、陂塘壅碍上流，而仿钱氏遗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后利兴而可久……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犹不使之荒芜而加意焉。况东南以供天下之费乎？(www.xing528.com)
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东南也。齐鲁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数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相率而为沟中之瘠，凡以沟渠之制废也。谓宜少仿古匠人沟洫之法，募江南无田之民以业之。盖于古吴，则通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洪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而朔方、两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关中
渠、灵轵引诸水，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万余顷。岂独三江、五湖之为利哉？举而行之，墛不但可兴西北之利，而东南之运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气数，而以论事者为迂也。[8]
归有光提出，东南和西北对水土态度完全不同。西北之田水旱听天由命，东南之田水旱常制于人。东南地区有三江五湖，沿海堤防。所谓五湖，就太湖，疏通太湖，要在疏通三江。自汉以来，国家不全依靠东南。从唐宋开始，东南人民始为京师供应粮食，但此地自钱氏始，都有兴修水利的传统。元朝统一天下后，江南、浙右、淮南都归版图。江南粮食不丰收，则取浙右；浙右粮食不丰收，则取淮南。因此江南圩田、河塘，都因循废坏，坐失东南大利。明朝，周忱、夏原吉兴修水利已经百年，非复其故。如果国家不需要依赖东南，可以坐视东南水利废坏。当访问故老，遍考昔人水利，求今日治水之方法，当顺水势，上游利用五堰、百渎，下游开白蚬、安亭、青龙江等疏通水流。设置纵浦横塘，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门，使渠河通海者，不湮于潮泥；水利官时常检查河渠水道等水利设施。禁止富豪家以水磨、芦苇、陂塘等设施壅阻上流，设置捞清卒，轮番疏浚河道。西北之齐鲁、关中、两河、朔方、河西、酒泉等地，应当兴修沟渠，招募江南无田人民兴修水利以减轻国家从东南漕运的数量。
太湖全图
选自《吴江水考》卷一
归有光全面提出发展东南水利、西北水利。减少国家对东南的粮食依赖，是把东南和西北两个区域联系起来的综合设想，启发了后来徐贞明、徐光启的西北水利思想。贵溪人徐贞明为隆庆五年（1571）进士，此前可能读到过归有光的策论并受其影响，因此在万历初提出并力行西北水利。徐光启著《旱田用水疏》，甚至把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比作父亲的两个儿子，都应当受到了归有光的影响。
归有光为何重视东南民生利病？他自述“予居乡无事，好从长老问邑中族姓，能世其家业传子孙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数。世其家业传子孙绵延不绝，又能光大之者，十无三四焉”[9]。成化、弘治时达到极盛的吴中富户在正德、嘉靖间纷纷破产。如归氏在成、弘时“虽无位于朝，而居于乡者甚乐。县城东南，列第相望。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世为县人所服”，当地有“县官印，不如归家信”[10]的说法，祖父归绅，仅能保其故庐延诗书一线之绪；至归有光出生时（正德元年）日益衰落，嘉靖十九年后归家日益贫困。富家普遍破产，他常说吴中罕有百年富室、无百年之家。他认为吴中故家大族之盛衰，与国运有密切关系，其破产主要是因东南赋重，加之倭变时的额外之征，使富者贫，贫者死。尽管有些家族依靠子弟入仕取得优免赋役的好处，从而使家族衰而复振，但大部分家族都一蹶不振。[11]归有光作为先前富家的后代和有经世之学的学者，重视江南重赋问题，故提出发展三吴水利和西北水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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