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后，苏松地区出现了一些具有经世之学的学者，如上海人徐光启、华亭人陈子龙、昆山人顾炎武等。其实早在嘉靖年间，昆山就有学者开始关心现实问题，归有光是其中之一。
归有光像
选自顾沅辑《吴郡名贤图传赞》
归有光生于正德元年（1507），其祖上是昆山著姓。县城东南，列第相望，宾客盈门，势力很大，当时有“县官印，不如归家信”的说法。这样的势力，使归家对入仕不感兴趣。曾祖归凤曾任城武知县，但他不喜做官，每次公事之后，总是把官冠扔在地上，抱怨说：“安用此自苦。”没多久，就借病返回乡里。正德、嘉靖时归家衰落，祖父归绅仅仅能保其故庐，延诗书一线之绪。归有光出生后，归家日益衰落，妻子不得不亲自操持家务。归家希望他能学而优则仕，他祖母曾自言自语：“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其可待乎？”[1]
归有光五六岁就能读诸子书，年稍长，攻科举，二十岁补苏州府学生员。嘉靖十九年（1540）举南都乡试第二名，声名大震，读书于嘉定安亭江上，四方来学者常数百人。他关心现实问题，自言“有光学圣人之道，通于六经之大旨。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观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忧于心”[2]，表明他重视天下治乱、当世利病和生民休戚。
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问题是江南赋税重的问题，即苏松二府赋重民贫。他说，苏州田不及淮安半，而赋十倍于淮阴；松江二县，粮与畿内八府十七县相等，其不均如此。为什么？他说：“我国家建都北平，岁输东南之粟，以入京师者数百万……加以方物土贡，金币锦绣，以供大官王服者，岁常不绝。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来，民生日瘁，国课日亏，水旱荐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为计。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灾捍患，与民莫大之利也。”国家定都北京，每年从东南征收四百万石漕粮，还有江南地方特产，金币锦绣，年年不绝。国家从东南地区征收的漕米、丝绸及地方特产不少，但是，近年来水旱灾荒，赋税日亏，民生日益艰难。本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不仅要取之于民，还要用之于民，帮助人民救济灾荒，发展生产。而实际情况是国家只知向农民征收赋税，不知救灾防患发展水利筹。
他告诫：“我之取者无穷，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将不我应，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如果仍然不帮助农民救济灾荒，国计、民生，两样都会耽误。实际上，在元明清最高统治者看来，国计是指京师皇室、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应，不是人民的生计。江南籍官员学者说的江南人民生计，根本不在统治者考虑的范围内。归有光认为，国家只知取民财赋，不知兴修水利，“圩田河塘，因循隳废，而坐失东南之大利，以至于今”[3]是“民生日瘁”的主要原因。
关于东南水利，宋元以来，有不少江南籍官员学者关注东南水利，其中有三位著名的水利专家比较突出。一是昆山郏宜，他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上水利书，详陈太湖治水治田的建议，并提出他的主张。二是宜兴人单锷，他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写成《吴中水利书》，论述对太湖洪涝的治理主张。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曾与单氏研讨浙西水利，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并奏疏于朝。三是元代松江人水利专家任仁发。任仁发为都水庸田使、都水少监，著有《水利集》。他不仅是水利专家，还是著名画家，2016年其画作《五王醉归图》以3亿元成交拍卖成功。另一画作《二马图》跋：“余吏事之余，偶画肥瘠二马。肥者骨骼权奇，萦一索而立峻坡，虽有厌饫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啮枯草而立风霜，虽有终身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污滥之耻欤！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他自述以肥瘠二马，指贪官和廉吏。[4]可是，能“肥一国”而“瘦万民”者，绝不是官吏，而是指元代皇帝。这三人的水利著述，是归有光利用的主要水利文献。
归有光“有志于经国之务，因居吴淞江上，访求故家遗书，得郏氏、单氏与任氏诸书，择其最要者，编为《水利录》四卷”[5]。他屡次向昆山知县、苏州太守等建议修三吴水利，认为“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必欲自源而委，非开吴淞江不可。开吴淞江，则昆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垦”[6]。建议督促水利官经常检查，禁止富人豪家壅碍上流；建立撩清军卒，轮番疏浚河道。后来，海瑞“得是书仿而行之，饥民全活者甚众，而海口至栅桥，皆已堙塞为平地，不期月而开凿通流，潮水复如昔时之汹涌，大为民便”[7]。他认为三吴水利之法，可推行于齐鲁、关中、两河、朔方、河西、酒泉等地区，“不但可兴西北之利，而东南之运亦少省”[8]。
嘉靖三十年（1551）倭患发生，三十三年倭寇攻掠昆山。归有光为人民的悲惨境遇而痛苦，《海上纪事十四首》描述了倭患的严重、国防的软弱、官员的怯懦无能和人民的惨痛，其中说：
二百年来只养兵，不教一骑出围城。
民兵杀尽州官走，又下民间点壮丁。
海上腥膻不可闻，东郊杀气日氤氲。
使君自有金汤固，忍使吾民饵贼军。
避难家家尽买舟，欲留团聚保乡州。
淮阴市井轻韩信，举手揶揄笑未休。
…………
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烧海红。
…………
上海仓皇便弃军，白龙鱼服走纷纷。
昆山城上争相问，举首呈身称使君
…………
听得民间犹笑语，催科且喜一时停。
…………
海岛蛮夷亦爱琛，使君何苦遁逃深。
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床头一万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万鬼嗟。
官司却恐君王怒，勘报疮痍四十家。
…………
江南今日召倭奴，从此吴民未得苏。
君王自是真尧舜，莫说山东盗已无。
官兵无能，倭寇烧杀抢掠，州官等都纷纷逃走。朝廷使者待在苏州，人民直接面对倭寇，百姓都买舟避难。人民遭受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但官府报灾时，却少报灾荒，只报有灾民四十家。当倭寇抢掠时，人民听到官府暂停催交赋税，都欣然相视一笑。可见，苏松赋税之重的危害，似乎远远超过倭寇之乱。(www.xing528.com)
他的另一首诗《甲寅十月纪事二》揭露在人民经历倭寇抄掠惨祸后，官府来征收赋税：“经过兵燹后，焦土遍江村。满道豺狼迹，谁家鸡犬存？寒风吹白日，鬼火乱黄昏。何自征科吏，犹然复到门？”
归有光参加抗倭战斗，“冒风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余昼夜，颇能发纵”[9]。为抗倭献策，他著议论说，在《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中提出坚壁清野及广壕堑、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抚疲民、蠲逋赋、勘荒田、支官银等具体建议；《御倭事略》认为，应召募沿海大姓组成伏兵，任用懂军事的官员主决兵事；《御倭议》主张各省会哨、歼敌于海洋，不使倭寇上岸；《论御倭书》揭露了倭乱中，地方上各自为政，坐视不救的问题，“攻州而府不救，攻县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县不救”，指出应区分真倭与百姓，互为策应、严格军纪；《上总制书》建议应训练京军、修水利以苏民困。他认为应当以朝鲜制驭日本，或派兵海外征服，他的观点“草野筹之，庙堂之议不及于此，岂以天下之根本在内不在外，故惟慎选抚臣，为安内攘外之长策也”[10]严厉批评了朝廷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归有光敏锐地发现社会的变迁，看到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的许多极盛故家大族，如他的母亲家周氏、祖母家夏氏、祖母外家张氏，在正德（1506—1521）、嘉靖（1523—1566）时纷纷破产，失去原有的田宅和地位，迁徙无常。他感叹吴中富家豪户往往罄然，吴中罕有百年富室，无百年之家。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东南赋役负担过重，倭变以来“又加以额外之征，如备海防、供军饷、修城池、置军器、造战船，繁役浩费，一切取之于民。……东南赋税半天下，民穷财尽，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扰，愈不堪命，故富者贫，而贫者死”[11]。洪武（1368—1398）至永乐（1403—1424）的六十年是恢复元气期，成化、弘治是极盛期，而正德、嘉靖是转折期。他认为故家大族的盛衰恰与“国运”一致，“自洪熙（1425）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间，适国家休明之运。天下承平，累世熙洽，乡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荫一方者，往往而是”[12]。“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13]，而正德、嘉靖以来，赋役繁重和倭患，使富户往往破家失业，特别是富户担任粮长，往往因为替其他民户交纳赋税而破产。他说：“居乡无事，好从长老问邑中族姓。能世其家业传子孙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数。世其家业传子孙绵延不绝，又能光大之者，十无三四焉。”[14]有些家族可以常盛不衰或衰而复振，其奥妙在于他们的子弟能适时考中进士并且入仕，为家族带来优免赋役的好处，如二百年来为昆山大族的许氏，耕有田，艺有圃，居有屋庐，恰在于许氏子弟的入仕，免去官府科徭，所谓以衣冠世其家、以诗书绍续。
入仕是改变家族衰落的途径，而入仕必须中进士。科举对归有光有莫大的吸引力，几十年间，他往返三千里，奔波于昆山和京师两地。以他的学问和声名，考中进士易如反掌，但他却八上春官不第。有些考官为他不平和遗憾，认为是“吾江南未了之事”，把归有光是否登进士第，看做江南地区的事情，这说明当时江南籍官员把归有光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才考中三甲进士。归有光屡试不第，主要是他通经学古，经义中常用秦汉间语和经史语，有些考官少见多怪，对他的经义总是指责、丑诋。[15]他的通经学古，不符合时尚，又迫于家族衰微的形势，而不得不屡屡应试。因此，他深深体会到科举的弊端。他批评科举制，败坏世道风俗吏治，败坏人才，说：“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弊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16]这是批评风俗，但也是他心态的自然流露。他说，那些名进士，往往是一些奔走富贵之人：“奔走富贵，行尽如驰，莫能为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带襃然，舆马赫奕，自喻得意。内以侵渔其乡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为官守，日夜孜孜，惟囊橐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承奉之不至。书问繁于吏牒，馈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17]名进士奔走富贵，不肯为朝廷出力，但是却衣冠堂堂，自鸣得意，侵渔乡里，剥削人民。一为官守，日夜孜孜不倦地追求多钱财、快升官、交结奉承。日常生活中，往往是书问比吏牒频繁，馈送礼物比征收官府赋税着急，拜访上官比忠于职守更勤快。
归有光中进士后，任湖州府长兴县知县。长兴县，长期没有知县，政事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胥吏，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本来，他的入仕就带有改变家道中衰的使命，但他不谋取富贵，不巴结上官，而是以两汉循吏为榜样，为民兴利除害，务在休养百姓，对狱讼、粮长、里递多有改革。《明史》说他：“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人儿女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他不仅因此得罪上官，而且因为他“惟护持小民，而奸豪大猾多所不便，遂腾谤议，顾今小民之情不闻于上，故有光之受谗构无已”[18]。但他毫不惋惜，说“在湖极自负，得意处不减两汉循吏，非夸言，反被狺狺者不止，此是关系世道，仆一身何足惜？”[19]“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20]，表达了为民兴利的决心。
由于得罪了上官和地方豪猾，隆庆三年（1569）归有光被明升暗降为顺天府马政通判，掌管各县送来的有关马匹、折钱等文书。他利用这段时间，参考史籍，采访掌故，写成《马政志》《马政职官》《马政蠲贷》《马政库藏》《马政议》等篇。《马政志》记载周、秦至明永乐年间马政的历史，说“马之用大矣”，特别是明朝北方虏患严重，而“胡之胜兵在马，中国非多马亦不能搏胡”，马政对明朝边防尤其重要；《马政蠲贷》说“祖宗令民户养马，其初为法至严，终不以马而病民”；《马政库藏》说，弘治以后易银变马，即敛银括马，结果是“无马”；《马政议》说，明朝马政之种种弊病，如编户养马而又责输银纳粮，“欲讲明马政，必尽复洪武、永乐之旧”，弛草地以养马、置马官马医、行马复令、开茶马互市等等。
这年冬天，他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希望能改任国子监，但因为他判顺天府马政，又写过《马政志》诸篇，太仆寺留他纂修寺志。隆庆四年（1570）受到内阁高拱的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但仍在北京留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他得到阅读内阁藏书、著书立说的好机会，抱病修史，不幸第二年正月死于任上，至万历三年（1575）才归葬昆山。
尽管他仕途不达，但归有光以他的经世之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可惜，人们只重视归有光在文学上的地位，而对于他的经世之学，不曾注意。清初，其从孙归起先说：“公岂求工于文而已哉？其学术则……一有以启先儒之未发；其经济则条水衡之事宜，悉太仆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御倭之议，有以裨当世之所宜行。”[21]他所说的“经济”就是经世之学，他说到归有光经世之学的水利、马政、用人、御倭等几个方面，在他身后都有所实现，康熙时有人说归有光“世务通达，而浚吴淞江、三吴水利诸书，今方行其说，殆东南数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长兴时，以德化民，又汉代之循良也”[22]。今天来看，归有光的经世之学，其价值不止于此。他对于故家大族之盛衰和国运关系的看法，对吏治风俗的观察与思考，对科举之弊与讲道标榜的批评，对于西北水利开发意义的认识，都是值得重视的。归有光的曾孙归庄，参与了对其文集的编定、刊行。归庄又是顾炎武的好友，其学术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注释】
[1]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七《项脊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2]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七《项脊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3]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二上《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清（1644—1911）刻本。
[4]邱汉桥：《任仁发〈二马图〉骂尽天下贪官》，见画家邱汉桥新浪微博。
[5]归子宁：《论东南水利复沈广文》，《三吴水利录·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论三区斌役水利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7]归子宁：《论东南水利复沈广文》，《三吴水利录·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8]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上《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清（1644—1911）刻本。
[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上总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0]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九《巡抚都御史翁公寿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1]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上总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2]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〇《蒋原献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3]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八《归氏世谱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4]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同州通判许半斋先生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5]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六《己未会试杂记》，清（1644—1911）刻本。
[1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与潘子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7]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8]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六《上高阁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
[19]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七《与冯谷》，清（1644—1911）刻本。
[20]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九《长兴县编审告示》，清（1644—1911）刻本。
[21]归起先：《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22]董正位：《归震川先生全集序》，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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