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嘉靖间，对于吴中故家大族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许多故家大族“中微”“浸微”，成为“寒素”。虽保持原有的风尚，但毕竟是式微了，在时人看来已成“故家”“旧族”。
“世世为吴中著姓”的归氏，从归有光之祖归绅开始衰落。归睿“县城东南，列第相望”的产业、“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的场面、“归氏世世为乡人所服”“显官印，不如归家信”的声势，到归绅时都不复存在，他“仅仅能保其故庐，延诗书一线之绪，如百围之木，本干特存，而枝叶向尽，无复昔者之扶疏”[15]，“归氏至于（归）有光之生（正德元年，1506），而日益衰……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而归氏几于不祀矣”[16]。家族内部失去救济贫困、守望相助的传统。而这个变化，不过发生在五六十年间，恰恰是正德、嘉靖时期。
正统时，太常卿夏永，其家族“吴中称富贵孝友之家”[17]，“世有惇德，而家最为饶。高闳大第，相望吴淞江之上”[18]，“子孙富贵，多绮纵之习”，其时正当景泰至弘治时（1450—1504）。其曾孙夏集“生时夏氏犹盛，其后中微，君（夏集）独守寒素，为诸生，兄弟有争产讼”[19]。吴中第一等家族到第四代就“中微”了，成为“寒素”，以致沦落到“兄弟有争产讼”，“贫者至，遗以菜米”的境地。
其他吴中故家大族的衰败，也多在正德、嘉靖之际。经二十余世四百年而不改其旧的昆山车溪张氏，“至于国朝天顺、成化之间”极盛，正德年间人们“犹及闻张氏之盛”。但“至于今（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而车溪之张，日以浸微”，百围之木，数顷之宅，已不复存在，更无人知晓谁是车溪张氏。“浦上著姓”也发生衰败，以致不存。当千墩浦入吴淞江之处，地名千礅，环湖而居者无虑数千家，归有光“少时之母家，时过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识之，今（指嘉靖三十五年）其存者少矣”。大族著姓兴盛的显著标志，是有百围之木，数顷之宅。
吴中故家大族衰落的显著标志，是“厥居不常”。如车溪张氏，原居于车溪，有“百围之木，数顷之宅”，但至张翁时，已失去故居。从车溪，移居大慈双洋荡。夏家在正德之末，“几至流徙”。归有光自言“每余见外氏从江南来……未尝不思少时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复昔是矣”[20]。这里的江南，指吴淞江以南。村落、室堂的易主，象征着其主人财势和社会地位的盛衰变化。
昆山县治之西的村落小聚真义，元末名士顾仲瑛尝居于此。正统（1436—1449）中，夏钺“尝求顾氏之处，买田筑室焉。然公自居城中，岁时一至而已。最后魏氏复盛于此，其田庐童仆，未知与往时顾阿瑛何如也？”[21]昆山城南之南园，原是归有光“从高祖之南园，弘治、正德间，从高祖以富侠雄一时。宾朋杂沓，觞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静，环溪之间，玄歌相应也。鞠为草茂几年矣，最后乃归（沈）大中”[22]。从高祖，即祖父的祖父，时当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归有光从高祖的南园，原先是花木掩映的花园，宾朋杂沓，喝酒歌会，后来，大致在嘉靖年间，鞠为茂草，归于沈大中家。昆山“县中，称龚氏之族最久”，自南宋以后有十余世之传，正德中居青墩（今昆山市玉湖公园东有清墩庙），到嘉靖（1522—1565）中“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迁徙无常处”[23]。
为什么吴中故家大族在正德、嘉靖间走向衰微？(www.xing528.com)
其一，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正德以来“税籍日以乱，钩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负日以积。……至于今而力竭气尽，已不胜其弊”[24]。税籍数量越来越乱，催征越来越急，人民拖欠的赋税越来越多。对江南地区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繁重的赋役，使故家大族相继沦谢。归有光说：“今数十年来，吴民困于横暴之诛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25]
其实，富民因赋税徭役而破产，早在宣德时就已经发生了。无锡人王经，“兄弟五人，皆好任侠。宣德（1426—1435）中，徭上林苑，因破耗其家”[26]。王经兄弟五人，在宣德年间到京师服徭役，因此家族财产耗损。这种到京师服徭役，很有可能就是作为粮长，送漕粮入京师。这种趋势在正德、嘉靖以来有增无减。归有光看得很清楚，说：“正德、嘉靖之间，东南之民困于粮役，整耗尽矣。自儒者，皆躬自执役。”[27]又说：“天下承平岁久，赋繁役重，吴人以有田业累足屏息。”[28]
吴中著姓，往往因赋役之重而破产。如周行诸兄弟在“先皇帝之初”，即嘉靖初（1522），“相继沦谢，……然皆苦徭役蹙耗”[29]，“虽以赀高里中，而数苦徭役”。夏钺诸子“在正德之末（1520），并以赋役所困，几至流徙”[30]，“安亭号为富庶，正德（1506—1521）以来，户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仅有存者”。沈果之父“以大户奔走两县（安亭两属于嘉定、昆山二县），无宁居，故虽强力莫能振”[31]。所谓数苦徭役，就是数次充当粮长。
昆山县龚乾，“县中称龚氏之族最久”，“以编户长乡赋，正德庚午（正德五年，1510），岁大侵，县官不为蠲贷，尽责之长赋”，他“罄其产输不足，则尽室以逃”[32]。由于五谷欠收，政府不免除农民的赋税，要求粮长替其他农户交纳赋税。龚乾因为担任粮长，于是破家失业。可见，破产的往往是“大户”“有田业者”“故家”，也即富户。郑若曾说：“我国家财赋取给于东南十倍于他处，故天下惟东南民力最竭，而东南之民又惟有田者最苦。”[33]
其二，嘉靖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来的抗倭，加重了东南的负担，不仅使富者贫，贫者死，而且驱民为盗。归有光说：“兵燹之余，继以亢旱，岁计无赖，百姓嗷嗷。顾又加以额外之征，如备海防、供军饷、修城池、置军器、造战船，繁役浩费，一切取之于民……东南赋税半天下，民穷财尽，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扰，愈不堪命。故富者贫，而贫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敛，皆曰：‘与其守分而死，孰若从寇而幸生？’”[34]倭寇之乱、干旱，又有额外之征收，如备海防、供军饷、修城池、置军器、造战船等一切费用，都取之于民。这些费用，又加重了人民负担，甚至使人萌生“与其守分而死，孰若从寇而幸生”的心态，即与其安分守己，还不如加入寇盗行列，这在一向安分顺从的江南地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顷岁岛夷为寇，兵兴，赋调滋繁矣。然盗逾度大海，轻行内地，数千里间，剽掠一空。岁复大旱，民嗷嗷无经宿之储。当时议者犹以国计为辞，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财贿，闻蠲赋之语，往往相顾而笑……自寇之入，人皆忧将之不选，兵之不练，赋调之不给而已”，倭寇为乱，将东南沿海地区，数千里之间，抢劫一空，又加以旱灾，几无收获。人人都担心选任将领、练兵、赋税等方面的问题。虽然朝廷有减免赋税的命令，但东南官员都不执行。归有光则认为，减轻人民负担最为重要，如不减税，可能会有民变，“非惟税无所出，将尽驱东南之民以纵贼，朝廷岂徒失数百万石之赋而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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