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一年（1274），大司农规定：“若有违犯水法，多浇地亩，罚小麦一石。”至元二十年（1283），修改为：“不做夫之家，每亩罚小麦一石；兴工利户，每亩五斗。”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修改为：“违犯水法，不做夫之家，每岁减半罚小麦五斗；兴工利户每亩二斗五升”，另加笞刑每亩笞七下，罪止四十七下。[8]水是国家资源，只有纳税地亩和出工修渠人夫才可以使用水利。这体现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以上是泾渠“至元《用水则例》”的具体内容，明、清都曾沿用。
泾渠在当地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李好文指出了泾渠之利和泾渠用水则例的重要：“泾水出安定郡岍头山西，自平凉界来，经彬州新平、淳化二县，入乾州永寿县界，千有余里，皆在高地，东至仲山谷口，乃趋平壤，是以于此可以疏凿，以溉五县之地。夫五县当未凿渠之前，皆斥卤硗确，不可以稼，自被浸灌，遂为沃野，至今千余年，民赖其利”[9]“五县之地本皆斥卤，与他郡绝异，必须常溉，禾稼乃茂。如失疏灌，虽甘泽数降，终亦不成。是以泾渠之例，一日而不可废也”[10]。三原、栎阳、云阳、高陵、泾阳五县土地，必资泾渠水浇灌，才能有收成。否则，即使有降水，庄稼也不丰收。因此，泾渠的用水则例非常重要。泾渠河渠司的分水规则，说明了国家在调节农业用水矛盾中的作用不可取代，它的执行，也表明国家有一定的行政能力。(www.xing528.com)
此外，陕西兴元路（治所在今陕西汉中）河渠司，在管理分配维护农业用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兴元路处于汉水上游，水利资源较为丰富，著名的渠堰工程有山河堰。山河堰，又称萧曹堰，因褒水（褒河）又名山河水而得名。相传此偃由汉相国萧何、曹参肇创，历代修复、扩建。绍兴七年（1137）朝廷命帅臣兼领营田，吴玠等修兴元府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11]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吴拱“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12]。此数字可能有误，元代继续使用山河堰。
元代陕西学者很重视山河堰对兴元路民生的重要性。浦道元说：“兴元之为郡，其地之广衍，视他大郡不及十之二三，所恃者惟渠堰而已。渠堰之水，兴元民之命脉也。渠堰在在有之，无虑数十，然皆不及山河堰之大，其浇灌自褒城县，竟于南郑县江北之境”，河渠司主管修治渠堰以及分配调节用水，“间有亢旱之年，而无不收之处”；后来减省冗员，河渠司亦被罢废，“自是以来，委之有司，而有司复差设掌水者，率不知水利之人。是以政出多门而不一矣，法生多弊而莫制焉……自下而上浇灌之法废，强得欺弱，富得兼贫，以力争夺，数日之间，倏忽过时，而不及事。官府又不为理，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岁稍值旱，惟田近上源之渠者得收，下源远渠者全不收矣。修堰之时，下源一例纳木供役，而不得水浇灌。赋税公田之征，定额则不可免。民转沟壑则可知矣”[13]。兴元山河堰的管理，元初设立河渠提举司，很好地保证了平均用水。后来为减少官员，裁撤河渠提举司，把管理河渠的工作交给当地府州县官员。当地官员又设立管水利者，可他们并不专业。结果是原先实行的自下而上浇灌规则被废弃，有钱有势者优先浇灌土地，贫弱者后浇地。时间一长，上游距离渠口近处的土地得到灌溉，下游离渠口远的穷人地亩还未来得及灌溉，就已经没有水了，下游可能颗粒无收。但是从前修渠时，下游民户和上游民户一样，既出劳力，又出木料。结果到了浇灌季节，反而无水灌溉。浦道元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河渠司在维护分配农业用水中的重要作用。明清以来，山河堰又多次复修加固。1942年建成褒惠渠，山河诸堰纳入褒惠渠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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