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籍官员学者推动西北水利发展：主张、实质与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江南籍官员学者提出减赋节用和发展三吴水利等思想主张，但最主要的是提出发展西北水利，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思想主张。

虞集最早提出发展西北水利，他认为“江淮……不如齐鲁桑蚕之饶，南不及吴楚粳稻之富，非地之罪也，谁之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44]，体现其萌发了发展北方水利的思想。泰定元年（1324）或四年（1327），虞集在《会试策问》中公开提出了发展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五行之才，水居其一，善用之，则灌溉之利，瘠土为饶。不善用之，则泛滥填淤，湛渍啮食。兹欲讲求利病，使畿辅诸郡，岁无垫溺之患，悉而乐耕桑之业，其疏通之术何先？使关陕、河南北，高亢不干，而下田不浸，其潴、防、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际，古有而今废者，何道可复？愿详陈之，以观诸君子用世之学。”^[45]水是物质，善于利用水，则农田有灌溉之利，不善用水则泛滥填淤。怎样恢复关陕京师，是虞集关心的问题。这道策问因其符合“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46]的选材标准，被苏天爵编入《元文类》，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泰定帝初年，虞集为泰定帝讲经，^[47]五年（1328）兼国子祭酒^[48]“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粮运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49]，向泰定帝建言发展京畿农田水利。天历二年（1329）又两次提出发展西北水利。比虞集稍晚的郑元祐，也是发展西北水利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思想代表了一大批吴中富户的思想。

江南籍官员学者认为，国家盛衰与水利有关：“神禹尽力沟洫，制其畜泄导止之方，以备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郑渠凿而秦人富，蜀堰成而陆海兴。汉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为务”^[50]“周以后稷兴，故其子孙有天下，于郊庙荐享其功烈，而被之诗者，一以农事为言……故能历祀八百，与夏商比隆也。秦起，号富强，盖其民不耕则战。汉以孝悌力田选士，故其得士为多。赵充国平西戎，建置屯田，边费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强也”。周代始祖弃，为农师重视农业，教民种植庄稼，周代因此兴起，后人尊称他为后稷。后代子孙夺取天下后，在宗庙祭祀祖先时，歌颂后稷的农功。所以周能立国八百年，与夏商比隆。秦朝奖励农耕和战斗有功，号称富强。汉代选拔人才，重视孝悌力田，故人才兴盛。赵充国平定西戎，设立屯田，节省兵费，后代多重视屯田。“我朝起朔漠，百有余年间，未始不以农桑属急务”。元初起自沙漠，建国伊始，重视农桑。周秦汉唐以及元初之兴盛富强，皆因发展西北农功水利。但是元中期以后完全依赖海运，对此他们提出：“如之何海运既开，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国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东南之海运，其为计亦左矣。”^[51]元代利用海运漕运东南粮食，结果北方农业生产力下降，这种政策沿用百余年，弊端渐见。这都是因为当初开国时当政者谋划国家大计，计谋不周全。他们对海运后西北田土不耕水利荒废政策表示不满。

他们论证了发展西北水利的必要和可能：“今畿辅东南，河间诸郡地势下，春夏雨霖，辄成沮洳。关陕之郊，土多燥刚，不宜于暵。河南北平衍广袤，旱则赤地千里，水溢则无所归……兹欲讲求利病，使畿辅诸郡，岁无垫溺之患，悉而乐耕桑之业……使关陕、河南北，高亢不干，而下田不浸……江淮之交，陂塘之际，古有而今废”^[52]“京师之东，滨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53]，即京师东南河间等地势低洼处，关中陕西之郊土壤干燥，黄河南北平衍之处，或者需要兴修水利，或者需要先除积水，江淮和京东海滨之处，都可发展农田水利。

他们还论述了西北水旱灾害的严重，及发展水利的自然条件。西北能否发展水稻生产？“水有顺逆，土有柔坚。或者谓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苏珍芝尝开幽州督亢旧陂矣，尝收长城左右稻租矣。隋开皇间长城以北，大兴屯田矣。唐开元间，河北、河东、河西左右屯田，岁收尤为富赡。由此言之，顾农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北限矣。”^[54]北方水利，郑元祐记事有点不太准确，把二事合而为一，但大体意思不差。有人说北方早寒，不适宜种植水稻。他历数北齐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屯田的历史。这些事，《通典》都有记载：北齐废帝乾明（560）时，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此，淮南军防粮足。次年，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即范阳郡范阳县界）长城左右营，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武成帝河清三年（564），诏缘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开设屯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二三十顷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天宝八年（749），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石，其中关内五十六万石，河北四十万石，河东二十五万石，河西二十六万石。因此，他认为一切都事在人为，不可以南北为限，批驳了以南北限水利的说法，认为历史上北方能发展西北水利，元朝也应该能够发展西北水利。

他们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具体方案以及预期效果，具体方法是“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55]“京师之东，萑苇之泽，滨海而南者，广袤相乘可千数百里，潮淤肥沃，实甚宜稻，用浙闽堤圩之法，则皆良田也。宜使清强有智术之吏，稍宽假之，量给牛种农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后税”^[56]。从南方招募农师，到北方指导开发水利。政府给予农民种子、农具，先免税，三五年后再起征。另外，要安排好江南农师在北方的生活：“吴下力田之民，一旦应召募，捐父母弃妻子，去乡里，羁栖旅，欲其毕志于耕获，虽岁月不堪久，然亦必使之有庐井室灶，有什器医药，略如晁错屯边之策，庶乎人有乐生之心，无逆旅之叹。”^[57]即要给农师房屋、医药、什器等。

他们预想西北水利的预期效果“可收游惰弭盗贼，而强实畿甸之东鄙，如此，则其便宜又不止如海运者”^[58]“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近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人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59]，即在海滨荒芜之地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渐成聚落，民即为兵，民兵可近卫京师，外御倭寇；近宽东南海运，满足富人当官之心愿，同时使江海之盗贼有生业，成为农民。其经济效益是就近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从而缓解江南赋重民贫问题，其社会效益则是提高富人的社会地位，吸收游民，稳定社会。

江南官员学者的西北水利思想没有得到统治核心层的支持。当泰定五年（1328）虞集提出发展西北水利时，“议定于中”，但是“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中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60]。有人认为，如果招募富民种植水稻，可能会发生贿赂，于事不利，所以此事就停下来了。天历二年（1329）陕西大灾，“帝问（虞）集何以救关中”，虞集建议“大灾之后，土广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择一二知民事者为牧守，宽其禁令，使得有属，因旧民所在，定城郭田里，治沟洫畎亩之法，招其流亡，劝以树艺，数年之间，复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敛，量有所助。久之，远者渐归，封域渐正，友望相济，风俗日成，法度日备，……天子称善”^[61]。他提出，大灾之后择通晓农事者为牧守，趁机在关中发展水利，招募流民，劝其耕种，免田租力役，给予种子、牛力，移风易俗。元文宗觉得他的主意很好。他向文宗提出：“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但是“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官，文宗遂罢其议”^[62]。虞集受知于元文宗，他屡乞外任，皇帝都不许；他曾想到吴越为祖先修坟墓，不许；山东曲阜孔林修大成殿，他想充公使去上香，文宗也不许，说“是欲为归计尔”^[63]。至顺元年（1330），虞集感到“无益时政”，于是辞官，文宗说：“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台院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64]明确宣布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在元朝，特别是在元文宗粉饰文治的政治中，江南籍官员只是备员而已，他们提倡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无论是否关乎国计民生，都不可能引起最高统治集团核心层的重视。

当至正十二年（1352）海运不通时，宰相脱脱建议：“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数百万余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65]十三年正月，朝廷实施西北水利，遣使从江浙、淮东等处，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教民播种。农师可以招募农夫，以招募多少定官品。^[66]此时，虞集已去世五年，江南籍学者把西北水利的希望寄托在江南农师身上，郑元祐显得有些伤感，“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见之”^[67]；陈基则对西北水利前景相当乐观，他说京畿水利“驱游食之民，转而归之农，使各自食其力，变泻卤为稻粱，收干戈为耒耜……将见漳水之利不专于邺，泾水之功不私于雍”^[68]，十五年（1355）时又说，西北水利成功后，“将见中土之粟，又百倍东南矣。岁可省夏运若干万，分镶淮楚，因时变通，以攒漕运，此千载一时”^[69]。京畿水利当年得谷二十余万石，^[70]只能解决很少的京粮问题。张士诚占据东吴，东吴士人不再忠于朝廷，“东吴当元季割据之时，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学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71]，原先力倡西北水利的郑元祐，进入张士诚幕府，“最为一时耆宿”^[72]。至正十九年（1359），“元遣使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自是（张）士诚每岁运粟十余万至燕京”。当“二十三年（1359），（张）士诚自称吴王，请命于元，不报”，张士诚希望朝廷同意他为吴王，朝廷不予理睬。因此，他拒绝提供海运粮，“自是征粮不与”^[73]，这未必没有东吴士人之“谋”的因素，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江南籍学者讲究西北水利的初衷。

最后，需要指出：

第一，元朝江南籍官员学者的西北水利思想，其实质是江南人对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经济发展与赋税负担不均问题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从今天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它涉及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等问题。

第二，虞集是元朝江南籍官员学者中倡导西北水利的代表，其思想主张被明清江南籍官员学者如徐贞明、徐光启等继承和发展，因为明清时期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城，同样存在着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赋税负担不均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们思想上的矛盾。对此，作者已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注释】

[1]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浙江参政契公赴司农少卿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下同。

[2]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陈旅：《安雅堂集》卷九《浙江省题名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九《送赵季文都水青吏考满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贡师泰：《玩斋集》卷六《送李尚书北还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长洲县达鲁花奔元童君逍爱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7]郑元祐：《侨吴集》卷九《长洲县儒学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8]郑元祐：《侨吴集》卷一《送刘长洲》，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9]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〇《吴游稿第三·长洲县丞去思碑》，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0]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国学从书本。

[11]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12]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三《送丁经历序》，上海书店四部丛刊三编本。

[13]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长洲县达鲁花齐元童君逍爱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一《平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黄头公墓碑》，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5]揭傒斯：《文安集》卷八《丰水缆志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6]王沂：《伊滨集》卷一四《送刘伯温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7]揭傒斯：《文安集》卷八《丰水续志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8]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9]宋禧：《庸庵集》卷一二《送宇文先生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0]陈旅：《安雅堂集》卷九《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1]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二《畲山老人墓诘铭》，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2]《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3]此当为瘠土沃。

[24]吴莱：《渊颖集》卷三《方景贤回吴中水涝甚戏效方子清侬言》，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5]郑元祐：《侨吴集》卷一《送刘长洲》，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6]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代贡推官作》。

[27]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鸿山杨氏族谱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8]余阙：《青阳集》卷二《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使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9]郑元祐：《侨吴集》卷二《送范子方掌故》，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祀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1]陈旅：《安雅堂集》卷七《旌德县便民政绩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www.xing528.com)

[32]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遍公进爱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3]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5]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6]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九《新喻萧淮仲刈字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8]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9]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0]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浙江参政契公赴司农少卿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1]许有壬：宋本《都水监记事》，《元文类》卷三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42]王沂：《伊滨集》卷一九《祀西镇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3]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四《敕赐大司农司碑》，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九《新喻萧淮仲刘字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45]虞集：《会试策问》，《元文类》卷四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46]陈旅：《国朝文类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47]《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48]赵汸：《东山存稿》卷《邵奄先生虞公行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9]《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50]虞集：《会试策问》，《元文类》卷四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51]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2]虞集：《会试策问》，《元文类》卷四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53]《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54]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5]《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5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祀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7]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祀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9]《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0]《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1]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62]《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3]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第106页。

[64]《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5]《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6]《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67]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8]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五《送强彦粟北上诗序》，上海书店四部丛刊三编本。

[69]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五《送李德中序》，上海书店四部丛刊三编本。

[70]《元史》卷一八七《乌古孙良桢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71]钱溥：《云林诗集序》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五下，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7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73]王鏊：《姑苏志》卷三六《平乱》，商务印书馆，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