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籍官员学者提倡发展西北水利的原因之二，是他们认为，大都坐食，或者说大都仰给江南漕运海运粮，北方没有发挥人力和地利的作用。
他们承认海运对大都粮食供应的功绩，却不满于国家对东南尽地而取的海运政策：“世祖皇帝岁运江南粟以实京师……于今五十年，运积至数百万石以为常。京师官府众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数，而食有余，贾常平者，海运之力……奈何使东南之人竭力以耕，尽地而取，而使之岁蹈不测之渊于无穷乎？”[30]对尽取东南财赋税粮以供京师，表示深深的不满。
有些学者认为，“古者甸服，度地远近，制为总秸粟米之赋，九州方物之贡，以水致于京师，皆重民力也”。古代国家，根据各地距离京师远近，制订赋税种类和数量。距离京师近或较近的，交纳粮食、饲料等粗笨、分量重的物品。距离远的，交纳各地的土特产，仅仅表示对天子的尊重，表达朝宗的意思，就是朝贡。而且各地贡品都是通过水路到达京师，目的是节省、爱惜民力。元朝“国家建都于燕，岁转输东南米以实之”，这种方法劳民伤财，不可长久。应该“悬重利，使贾人自致粟”于京师，即依靠商业贸易，为京师提供粮食等物资，以重民力，爱惜民力。[31]
有些学者明确表示对国家用海运粮供给京师游食之民的不满。元中后期吴中文人领袖郑元祐说：“京畿之大，臣民之众，梯山航海，云涌雾合，辏聚辇毂之下，开口待哺以仰海运，于今六七十年矣”[32]“（海运）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于今……此柄国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东南之海运，其为计亦左矣”[33]。大都人口众多，南方人长途跋涉，船行海上，把粮食运送到大都，大都仰食东南有六七十年。初期不过几万石，后来至若千万石，京师之民，像鸟类一样嗷嗷待哺，制订政策者计谋不当。郑元祐直接说，这种基本国策是“左计”，后人说郑元祐“优游吴中几四十年……时玉山主人（顾仲瑛）草堂文酒之会，名辈毕集，记序之作多推属焉，东吴碑碣有不贵馆阁而贵所著者”[34]。他对大都仰食海运粮的不满，实则代表一大批东南士人的态度。
吴师道，江浙行省婺州兰溪（今浙江金华）人，师事金履祥，与柳贯、吴莱、许谦往来密切。又与黄溍、吴莱等往来唱和。元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历任高邮县丞、宁国府录事、建德县尹，所在有惠政。后来任国子助教，延祐间为国子博士，晚年以礼部郎中致仕。他在《国学策问》中向国子生发问：
问：先王之治，崇本抑末，惰游有禁。况于京师者，四方之所视效，其俗化，尤不可以不谨也。今京城之民，类皆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实多有之。而又一切仰县官转漕，名为平粜，实则济之。夫其疲民力冒海险，费数斛而致一钟，顾以养此无赖之民，甚无谓也。驱之尽归南亩，则势有所不能；听其自食而不为之图，则非所以惠恤困穷之意，繄欲化俗自京师始，民知务本而国无耗财，则将何道而可？愿相与闻之。[35]
此段大意为：京城之民，多为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他们不仅仅是懒惰、游食之民，其中作奸犯科者，所在多有。京师粮食供应，全都依赖国家转漕东南，名义上是平价出售给他们，实际就是给予他们。东南人民冒着海上风涛之险，跋山涉水，运输粮食到京师，费数石，才能运输一石到大都，养活这些无赖者，太没有意义了。如果驱使他们都去种地，不现实；让他们自食其力，又不为他们设计可行的方法，也不行。移风易俗，自京师始。各位国子生，有什么好方法？(www.xing528.com)
国学策问的对象，是出身于蒙古贵族的国子生，吴师道名义上是向国子生征求意见，但实际上他心里也许有答案，比如修水利。不过，吴师道要有足够的根据和胆量才能说出这番话。他明确表示反对国家用海运粮供应京城“不耕不蚕而衣食者”。
吴师道也考虑和籴。另外一道策问说：“问：京师生齿太众，籴价常贵，欲强使之减贱，不可得也。今岁南船沓至，贩区盈溢。精凿之米，至与太仓陈积，其价相若。前此所未有也。颇闻外郡旱歉，道多流民，赈贷之事，行将有不免。古之善积者，人弃我取，贱极而贵，物理则然。广储蓄以豫为之防，可也。为有司计，必出于和籴。和籴则重扰烦，而米且不至矣。然则便利之宜，变通之方，若何而可？”[36]京师人口众多，米价贵，如果硬要使米价便宜，不行。今年南方漕船纷至沓来，商贩贩卖多。精米价格低了，与陈米价格一样，前所未有。听说外地多有旱灾，流民奔走于道路上，国家将有赈济之政治。他认为，应该在粮食丰收时，广储蓄，预防旱灾。可是政府和籴，会招致一些弊端，反而运不来大米。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关于和籴，他还没有考虑清楚。这说明吴师道对如何解决京师粮食供应问题，考虑得比较全面，认为除了发展水利这一途经，还有和籴方法。
江南籍官员学者认为，大都仰食江南海运粮，主要是因为北方没有充分发挥其人力和地利的作用。江南籍官员学者往来大都和江南之间，通过观察和比较，发现北方有些地区没有发挥民力、地利之便。虞集写道：“予北游，过江淮之间，广斥何啻千里，海滨鱼盐之利，足备国用。污泽之潴，衍隰之接，采拾渔弋，足以为食。岁有涨淤之积，无待于粪。盖沃地而民力地利殊未尽。汉以来屯田之旧，虽稍葺以赡军事，其在民间者，卤莽甚矣。麦苗之地，一锄而种之，明年晴雨如期，则狼戾可以及众。不捍水势，则束手待毙，散去而已。其弊在于无沟洫以时蓄泄，无堤防以卫冲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齐鲁桑蚕之饶，南不及吴楚杭稻之富，非地之罪也。谁之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37]虞集较早认识到江淮间“人力地利殊未尽”，并萌发应该致力于西北农田水利的思想。
吴师道在京师为官期间，发现“今京城之民，类皆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实多有之。而又一切仰县官转漕，名为平粜，实则济之”[38]。元代京师居民多不事生产，也有作奸犯科者，完全依赖政府接济。而汉、唐、宋时期，“中州提封万井，要必力耕以供军国之需”。郑元祐对元实行海运后北方生产的衰退大胆地提出了质疑：“如之何海运既开，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39]赵汸则指出：“大河以北，水旱屡臻，流亡未复，居民鲜少。五帝三王之所井牧，燕、赵、齐、晋、梁、宋、鲁、卫之所资以为富强，其遗墟古迹，多芜没不治，安得衮衣博带、从容阡陌间，劳来绥辑，复如中统、至元时哉！”[40]如今，黄河以北灾荒屡至，流民未复业，人口稀少，而这些地方，正是古代燕、赵、齐、晋、梁、宋、鲁、卫之地。如今多荒芜不治，还不如中统至元时司农司劝农使劝课农桑有效。他在对元世祖时地方官员劝课农桑的向往中，表示了对北方没有发挥人力、地利的不满。
对此，北方官员也有看法。王祯《农书·灌溉篇》云：“范阳有旧督亢渠，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其地京都所在，尤宜疏通导达，以为亿万衣食之计。”先前范阳有督亢渠，渔阳郡有戾陵诸堰，尤其应该发展农田水利。有些官员对都水监和司农司等农田水利专门机构的工作成效提出批评，如至顺三年（1332）宋本在记述都水监的建置沿革事功时指出：“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论今王畿，古燕赵之壤，吾尝行雄、莫、镇、定间，求所谓督亢陂者，则固已废。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渔阳燕郡之戾陵诸堨，则又并其名未闻……漷之沽口，田下可胜以稻，亦有未举者。”[41]宋本是大都人，但是他发现北方水利不修的问题，他亲历雄县（今雄安新区）、莫州（今河北任丘）、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之间，宋代河北塘泊漫无踪迹，汉代戾陵堰到元代时连名字都闻所未闻。漷县，即今通州。沽口，在今天津，与漷县不是一地。宋本把沽口与漷县，误认为一地。他了解北方水利不修的大概情况。后至元六年（1340）王沂批评陕西“田耕井饮”的落后。[42]至正六年（1346）许有壬记述司农司新官署时说：“司农之立七十七年，……其效亦何如哉？今天下之民果尽殷富乎？郡邑果尽职乎？风纪果尽其察乎？见于簿书者果尽于其说乎？……思所以责其实、保其完、举其仆、苴其漏乎？方今农司之政其概有三：耕藉田以供宗庙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之鼎釜，教种植以厚天下之民生。”[43]大司农司成立七十七年，民未尽殷富，郡县未尽职责，风纪未尽考察，农桑文册未必真实。他对司农司劝课农桑工作成效的怀疑，说明北方没有充分发挥其人力地利，是一个广泛受到注意的问题，江南籍官员学者对此不过有更强烈的感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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