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籍官员学者提倡发展西北水利，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江南赋重民贫，发展西北水利可就近解决大都粮食供应，缓解南方的压力。
顾炎武《日知录》提出明代“苏松二府赋税之重”的问题，现今多数研究江南经济史者常常引用。其实在宋元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元代更为严重。可以说，江南籍官员学者具有的元代江南赋税之重意识，是其提倡西北水利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漕运、海运使江南赋重、民困；江南赋税为天下最、吴赋又为东南最，吴赋中又以松江和长洲为重：“方今经费所出，以东南为渊薮”[1]“江浙财赋之渊，经费所仰，曰盐课，曰官田，曰酒税，其数不轻也。以三者而论，盐课，两浙均；官田，浙西为甚；酒税，止于杭州”[2]“浙江行省……土赋居天下十六七”[3]“江浙粮赋居天下十九，而苏一都又居浙十五”[4]“闽粤诸郡……租入之数，不当东吴一县。”[5]这都是说江南赋税为天下最，吴赋（苏赋）又为江南最。吴赋中，又以长洲为最，长洲“秋输粮夏输丝也，粮以石计至三十有万，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其困疲之极如此”[6]“国家疆理际天下，粮馕之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7]“中吴号沃壤，壮县推长洲。秋粮四十万，民力疲诛求”[8]“东南民力，乃多在于吴郡；吴郡所需乃多出于长洲，……岁出田赋，上送于官者，为在五十余万”[9]。上述对江南赋税在天下赋税中比例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肯定江南赋税重。必须指出，江南籍官员学者是在题名记、赠序、去思碑、国学策问等文章中，谈论江南赋重，而不是在私人书信、日记、谈话中流露这种思想，应当有一定的根据，离事实不远。《元史·食货志一》记载：文宗天历二年（1329）天下岁入1214万石，腹里、河南、陕西为509万石，占总额的42％，江浙、江西、湖广为649万石，占53％，江浙行省为449万石，占37％；但是从疆域面积、土地面积看，江浙行省面积，仅仅是一省面积。武宗时宰相月赤察儿说：“江南民力极矣，请辞万石之入入官，以苏民力。”[10]他要辞掉自己的租入，来减轻苏州人民的负担。这些，至少可以作为江南人对江南赋重认识可信性的旁证。
江南赋税与其土壤质量、疆域面积不相称。《至正金陵新志》中写道：“《禹贡》扬州厥土途泥，厥田下下。惟人工修，而山泽之利行，故其赋但居下上，杂出中下，不与田之等相当……以《宋史》考之，东南之取于民者亦已悉矣……今国家都燕，岁漕东南粟数百万。”[11]至正十一年（1351），陈基说：“吴之土，不如雍州之黄壤，其田不及豫州之中土，而其赋视梁州乃在上者……古今殊时，风气异宜。涂泥之土，贡倍于黄壤；下下之田，赋浮于上上。”[12]这都隐含着江南赋税等则，与土壤等级，不相称的思想。郑元祐认为“长洲旧为平望县，其以里计者，未必数倍子男封邑”[13]。在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制下，子男爵位土地方圆不超过50里。长洲县土地方圆不能达到数倍子男封爵的土地面积，但赋税却达到30万石，所以对长洲赋重愤愤不平。
他们分析江南赋税重的主要原因：海运粮数量、官民田赋税额、有些官田“财赋之隶东朝者，不总于大农”，而是隶属于皇太后。这些土田的赋税额逐年增加，这些都造成江南赋重。延祐时（1314—1320）虞集说：“海运之实京师，祖宗万世之长策也，然东南之民力竭矣。”[14]揭傒斯认为从江西运粮到大都，是“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15]。河南人王沂的说法，可作河南人对江南海运粮比例认识的旁证：“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浙之地，在江南号膏腴，嘉禾、吴松江又号粳稻，厌饫他壤者，海漕视他郡居十七八。”[16]
江南籍官员学者，进一步探究江南官赋重的原因，对“贡赋之变，未尝不再三深致其意”[17]。他们认为南宋实行公田法、元朝经理江南土田，以及籍没罪人的没官田，都使得元朝江南官田赋重，“官田者，盖仍宋公田之旧，输纳之重，民所不堪”[18]。例如，“松江……疆实宋之一邑，而赋之出至今益重。宋绍熙间，米之赋于秋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千三百有奇，其季世有公田之役，而赋以增。国初理土田，增于宋赋。延祐间复理而增之，前后以罪人家田没入官，其赋又再增之。盖今七倍于绍熙者矣，民其困矣……凡赋之积逋，至正二年十余万石，其民益困……松江之民受困如是乎？”[19]松江赋税，宋绍熙年间（1190—1195）秋粮11万石，元代至元末（1293）达到80多万石，百年之间，赋税增加7倍，民如何不重困？
实际上，江南官田，并不隶属于大司农，“财赋之隶东朝者不总于大农”，而是为皇太后、皇帝等私人所有，江浙等处财赋是属于皇帝的财产，江浙等处财赋总管府，替皇帝管理财产，徽政院，替皇太后管理财产。这些皇室成员的个人财产，也使江南赋重，例如，至元时“以东南财赋足以裕国用矣，乃以故宋水衡少府之所有、与其宗室之所私、其大臣之尝籍入者，设官掌之，以备宫壶之奉，而天子得以致孝养焉。至元十六年，始立江浙等处财赋总管府，二十六年（1289）改江淮府，至大元年始立江淮等处都总管府，至顺元年复立焉。大抵财赋之隶东朝者，不总于大农，而使数官岁集褚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于江淮数千里之地”[20]；大德时“（松江）府为皇太后汤沐邑，直隶徽政院”“诸项钞若干万缗”，直接运送大都徽政院，当时官吏有“东南民力竭”之叹。[21]总之，他们认为，江淮财赋总管府及其下属的各财赋提举司，徽政院，都使江南赋重民困。
这些税粮数额到底有多少？文献没有记载。不过，至正十四年（1351）十一月诏：“江浙应有诸王、公主、后妃、寺观、官员拨赐田粮，及江淮财赋、稻田、管田各提举司粮，尽数赴仓，听候海运，以备军储，价钱依本处十月时估给之。”[22]国家按时价收购江淮财赋总管府等直属于皇家成员和官员私人所有的租粮作为明年春运海漕，足见其数量不少。
他们认为，江南赋重的后果是富民破产，水利不修，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凋敝。诗歌生动地反映了江南社会的变迁：
客来自吴土，示我吴侬言。
吴侬岁苦水，谓是太湖翻。
太湖四万顷，三江下流泄。
疏瀹久无人，淤污与海绝。
东风一鼓荡，暴雷如颓城
屋扉蚌蛤上，畦畎鱼龙争。
嘉种不得入，种亦悉烂死。
民事何所成？食天俱在水。
富豪仅藏蓄，官府更急粮。
贫窭徒艰馁，妻子易徙乡。
散行向淮壖，随处拾稆粟。
虽然远乡土，恐可完骨肉。
东吴本富盛，数岁偶凋残。
…………
国家自充实，财赋有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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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讲平准，何人议河渠。
荒政固有典，水利复有书。
…………
何时水幸退，我得刈稻禾。
水退泥尽出，草屩更捞虾。
我思告朝廷，来岁不可待。
毋庸水争地，便放江达海。
客今听我言，我欲解侬忧。
所争但一水，民气庶今瘳。
自从唐季来，吴越无兵械。
至于宋南徙，淮蜀此都会。
大田连阡陌，居第拟侯王。
锦衣照车骑，玉食溢酒浆。
居然甲东南，遂以侈济侈。
掊克自此多，凋瘵亦以起。
天宁不汝恤，有此水潦淫。
要令沃土瘠，[23]民得生善心。
岂惟生善心，且用戒掊克。
采诗观民风，愿踵太史职。[24]
吴莱是浙江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元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之子。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他以《春秋》举礼部，不利，隐居深山，以著述为务。这首诗歌描述太湖一次大水导致水田绝收，富民仅仅有盖藏，贫者向江淮流徙，妇女小孩以捡拾稻穗为生。即使水退也都是涂泥，无法下种。东南本富庶，数年来偶有大水，导致经济、民生凋敝。京师国计民生依赖东南，百姓衣食，全靠天时地利。可是谁来讲求平准、水利、荒政？沟洫、荒政，文献俱在，就是放江水达海，不要与水争地。吴中地区，自唐季以来，鲜有兵乱。蜀、淮、吴中为天下都会。大户人家兼并土地，锦衣玉食，甲第比拟王侯，并且奢靡，富庶甲东南。从此，国家向东南征求无厌，经济社会因此开始凋敝。要想吴中土地肥沃，民众要克服奢靡，国家也要减少对东南的征求、剥削。
吴中士人领袖郑元祐诗歌云：“昔时兼并家，夜宴弹箜篌。今乃呻吟声，未语泪先流。委肉饿虎蹊，于今三十秋。亩田昔百金，争买奋智谋。安知征敛急，田祸死不休。膏腴不论值，低洼宁望酬。卖田复有献，惟恐不见收。日觉乡胥肥，吏台起高楼。”[25]此诗同样道出吴赋重的原因及后果。
郑元祐还说：“旧号兼供而以财雄吴下者，数年来困于诛求，殚于剖剥，至荡析奔溃，父子兄弟不相保”[26]“江南归职……六七十年……然其间衰荣代谢，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天运之更叠，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者，稍觉衣食优裕者，并消歇而靡有孑遗。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争推长于陇亩之间，彼衰而此盛，不为少矣”[27]。他指出自元平南宋，江南归于元版图，六七十年来，江南人民变得贫困。当然也有一些新贵产生，社会变迁剧烈。余阙说：“东南民力，自前已谓之竭矣，况今三百余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贫者力作以苟生……其穷而无告甚于前世益远矣。”[28]余阙此文作于至正十二年（1352）。余阙认为，东南民力从宋仁宗时就已经开始衰竭，迄今已达三百余年，富家大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地发生变迁，昔日富家大族衰落了，发达者消耗殆尽，贫者力作苟且偷生，穷苦人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比前代还要多。诗句“江南乔木几家存”[29]可以概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之，江南赋重漕重民困，是江南籍官员学者提倡西北水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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