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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东吴士人领袖郑元祐的故事

更新时间:2025-01-08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咸淳时一些老人,直到元朝中后期仍然在世,郑元祐向他们了解南宋的历史。因此,在钱塘期间,郑元祐还在文苑中树立了名声。表明他重视经史,反对空谈义理的学术思想,时人称其有识见。当时参加文会的有杨维桢、柯九思、李孝光、郑元祐、陈基等。但是郑元祐所作碑碣、文章、书法皆称绝妙,其影响胜过馆阁体,更为东吴士人所推重。从这个方面说,郑元祐堪称东吴士人领袖。元统一后,江南成为朝廷财赋源薮。

郑元祐(元朝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292—1364),字明德,处州遂昌(今浙江丽水遂昌)人,学者称遂昌先生。后来侨居吴中(今苏州)近四十年,晚年命名其文集为《侨吴集》郑元祐在吴中士人中影响很大,时人和后人都把他做为吴中学人的代表,当时吴中碑碣序文之作多出其手,明弘治九年(1496)吴中张翥说他是“吴中硕儒,致声前元”[1],给他很高的评价。清康熙时长洲顾嗣立编《元诗选》收录了他二十几首诗,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收入他的《侨吴集》,他的诗文受到重视。

郑元祐早年居钱塘(今杭州市),钱塘为故宋首都,“是时,咸淳诸老犹在,元祐遍游其门,质疑稽隐,克然有得,以奇气自负”。咸淳(1265—1274)是宋度宗年号,他信任贾似道,误国误民,元军进攻四川,包围襄阳、樊城。咸淳时一些老人,直到元朝中后期仍然在世,郑元祐向他们了解南宋的历史。这种经历使他对自南宋以来江南的故家文献,以及社会隐忧,有较深刻的理解。元祐儿时伤右臂,及长,能左手作楷书,规矩备至,世称一绝,遂号“尚左生”[2]。因此,在钱塘期间,郑元祐还在文苑中树立了名声。

元泰定年间(1324—1328),郑元祐移居平江(今苏州市),之后近四十年,都侨居于吴中。在此期间,他的声望更高了。元祐“素不喜著书”,曾经对学者说:“经则经也,史则纬也,义理渊薮在焉。学者能尽得古人之意鲜矣,况敢私有所论述乎!”表明他重视经史,反对空谈义理的学术思想,时人称其有识见。[3]平江,为路治所在地,物产丰富,寓公雾会,学者云集,郑元祐“富贵声利,一不动其心。浙省台宪争以潜德荐之,臂疾不愿仕”[4],直到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平江路授其官为儒学教授,郑元祐欣然而往,说:“讲学,吾素志也。”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只有一年时间,就称疾而去。

郑元祐的文章颇负盛名,“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风,诗亦清峻苍古”[5]。当时,昆山富豪顾仲瑛轻财结客,筑别墅,名曰玉山佳处,取杜甫诗语,匾其读书之处曰玉山草堂,[6]成为四方文人名士文会之胜处,“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至焉。至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尊俎、陈砚席,列坐而赋……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7]。以顾仲瑛为首的苏州昆山文人雅集,有文人,有道释,节目有唱歌、弹奏、赋诗、作文、饮酒,无所不有。当时参加文会的有杨维桢、柯九思、李孝光、郑元祐、陈基等。这些人,都以文章儒学擅名当代,《元史》《明史》都有他们的传记。但郑元祐堪称玉山草堂坐上宾,“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会,名辈毕集,记序之作多推属焉。东吴碑碣有不贵馆阁而贵所著者”[8]。这里所说的馆阁,是一种文体,是指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等馆阁文臣,为皇帝起草的制书诏命,以及其他朝廷应用文字;其文体、书法,均力求典雅、工整,有固定格式。但是郑元祐所作碑碣、文章、书法皆称绝妙,其影响胜过馆阁体,更为东吴士人所推重。从这个方面说,郑元祐堪称东吴士人领袖。他所作的一些碑碣文字,在叙述碑碣主人的行事中,往往反映了元朝吴中的社会风俗及情况,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绪。

元统一后,江南成为朝廷财赋源薮。江南赋税繁重,导致许多富民纷纷破产,苏州、长洲县尤其严重。郑元祐表达了对江南赋重民困的看法,(后)至元年间(1335—1340),他说:“长洲旧为平望县,其以里计者,未必数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财计,未必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输粮、夏输丝也,粮以石计至三十有万,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奇。余皆略之也。使钱镈尽翻其町疃,桑植尽植其垣滕,然后输公上者,可以无阙也。奈之何闲田惰农与水旱更相病,然则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号为兼并,及今无块壤以卓锥,无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疲之极如此。”[9]长洲县面积小,每年仅仅夏秋税粮就要三十万石,丝八万四千两。如果尽地力,男女尽力耕织,尚可足额交纳税粮、丝料,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农民有从事工商者,又有水旱之灾、土地兼并,农民头上无片瓦之屋,脚下无立锥之地,农民赋税负担重,生存压力大。

苏州、长洲的赋税负担到底怎么样?他说:“国家疆理际天地,粮穰之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10]元朝疆域,汉唐无法比拟。但是京师所需税粮,很大比例压到东南地区。苏州赋税占全国十分之五,而长洲赋税又占苏州赋税的四分之一。作为一个侨居苏州的学者,郑元祐提出了苏州和长洲赋税负担重的重要问题,显示他关注现实,关注当地民生。

他批评国家只重视赋税征收,而轻视东南水利的经济政策:江南“内附后,务田租岁入之多,而其所以忧水为民害者,寝不复讲。国初尝立都水监,近又立庸田司,岁预勒守令必具状,秋收有成数,而水旱不恤也。于是农始告病焉”[11]。国家只知征收苏州赋税,却不能发挥国家兴修水利的作用。虽然设立都水监、庸田司等水利机构,但是这些水利机构却以征收赋税为能事,每年都要求地方守令事先准备文书,写明来年秋收的成数,不顾水旱灾情。对此种情况,不仅当地农民痛恨之极,侨居此地的学者郑元祐也看不下去。

江南赋重的结果就是富民的破产、经济的凋敝:

江南归职方,浙西为故宋内地,豪宗巨党以自附丽,于昔者不可谓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泽,涵煦而生植者,岂异于昔哉!然其间衰荣代谢,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天运之更迭,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者,稍觉衣食优裕者,并消歇而靡有孑遗。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争推长于陇亩之间。彼衰而此盛,不为少矣。[12]

南宋时,江南有不少豪富家族。元统一后才六七十年,天下太平,但是故家大族都衰落。不仅仅是文献故家大族衰落,连那些曾经脱离编户齐民身份登上士籍者,甚至衣食稍微充裕者,这些新上升的阶层也都消歇衰败,靡有孓遗,但是一些暴发户突然兴起。旧贵族消亡,新贵族产生,这样的情况不少。

郑元祐作诗,生动形象地表达重赋之下吴中社会衰落、经济凋弊残破的景象:

中吴号沃壤,壮县推长洲。

秋粮四十万,民力疲诛求。

昔时兼并家,夜宴弹箜篌。

今乃呻吟声,未语泪先流。

委肉饿虎蹊,于今三十秋。

亩田昔百金,争买奋智谋。

安知征敛急,田祸死不休。

膏腴不论值,低洼宁望酬。

卖田复有献,惟恐不见收。

日觉乡胥肥,吏台起高楼。

坐令力本农,命轻波上沤。

……[13]

东南七府水利总图

长洲、吴县治所,都在苏州城里,两县区域范围较小。
选自《吴江水考》卷一

长洲,属于平江路。长洲、吴县并为倚郭。面积小,但是秋粮四十万石。诗歌形象地描绘了在沉重赋税负担下,苏州长洲县富民破产的情景。原先长洲的大家族或富豪,夜宴笙歌,如今未语泪先流。以前土地值钱,亩值百金,大家争相购买土地;如今这些大家族或富豪,交纳赋税比较重,有田就破产。或者田去税存,田祸至死不休。人民以有田为拖累,唯恐有田,纷纷出卖土地,膏腴之田都低价卖出,低洼下地,宁愿白送。人们不仅纷纷卖出田产,而且捐献田产给一些朝廷机构,还唯恐人家不收。经手办事的乡里胥吏,从中渔利,日益肥厚,竟然建造起厅台楼阁。这种情况,命令人民勤奋力农,其命令毫无权威,就如水波上的水泡一样。长洲富户的破产,并不是特例,这在江南较为普遍。

他对江南富民的破产感触良多,说“江南乔木几家存”[14]。这些既反映元朝中后期吴中经济、社会凋零残破的情况,又反映郑元祐不满意京师过分依赖吴中财赋的思想。

自至元十九年(1282)实行海运,江南三省赋税秋粮,都通过海运运往大都,朝廷在平江(今苏州)设海道万户府,每年分春运和夏运,把江南财赋税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郑元祐身为东吴文人领袖,参加东吴文人聚会,接触许多海运大员,耳濡目染,了解到海运粮食的漂没丧失,以及运夫在海上生命无保障。他对海运中死难的运夫充满同情:“有家国天下者,无不役之民。得其民而驱之以涉天下之至险,则无有甚于漕民者”[15]“今夫海,天下之至险也。而国家岁漕东南粟,由海达直沽,自非天佑休显,渊神川后,效职致命,则何以必其无虞也哉!”[16]他了解到大都的粮食供应,不满意大都仰食海运粮,说:“钦惟世皇,东征西伐,岂知东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张氏,设策通海运,用海艘趠顺,不浃旬而至于京畿。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于(今)”[17]“京畿之大,臣民之众,梯山航海,云涌雾合,辏聚辇毂之下,开口待哺以仰海运,于今六七十年矣”[18]“京畿,天下人所聚,岂皆裹粮以给朝暮,概仰食于海运明矣。”[19]郑元祐对大都仰食海运,并且使江南赋重民贫的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江南富民纷纷破产,昔日的荣华富贵不复存在。同时,北方地区水利失修,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他对此持批评态度。至正十二年(1352)海运不通,宰相脱脱建议开展京畿屯田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至正十三年(1353)朝廷派徐元度等人,“召募江南有赀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与北上”,虞集提倡的招募江浙农师发展西北水利建议,终于实现了。

郑元祐参加了吴中士人欢送徐元度的聚会,并且写下《送徐元度序》他首先回顾历史上开发农田水利与国家强盛的关系:“周以后稷兴,故其子孙有天下,于郊庙荐享其功烈而被之诗者,一以农事为言。……成周之有天下,《豳》《雅》之陈,不惟其他,而惟切于有衣食,宜乎登歌《雅》《颂》之不敢少忘,故能历祀八百与夏、商比隆也。秦起,号富强,盖其民不耕则战。汉以孝悌力田选士,故其得士为多。赵充国平西戎,建置屯田,边费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强也”,周、秦、汉、唐之兴盛富强,皆以发展西北农功水利。而“我朝起朔漠,百有余年间,未始不以农桑为急务。……中州提封万井,要必力耕以供军国之需。如之何海运既开,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国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东南之海运,其为计亦左矣”。批评了国家实行海运后,西北田土不耕、水利荒废的情况。(www.xing528.com)

其次,他批评了北方不宜水稻的论调:“水有顺逆,土有柔坚。或者谓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苏珍芝尝开幽州督亢旧陂矣,尝收长城左右稻租矣。隋长城以北大兴屯田矣,唐开元间河北、河东、河西左右屯田,岁收尤为富赡。由此言之,顾农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北限矣。”[20]他用北魏、隋、唐开发长城附近、河北、河东、河西农田水利、种植水稻的事实,驳斥了以南北限水利的说法,认为西北有发展水利的条件。

最后,他认为国家招募江南农师,必须解决好他们在北方的实际生活问题:“然吴下力田之民,一旦应召募,捐父母弃妻子去乡里羁凄旅,欲其毕志于耕获,虽岁月不堪久,然亦必使之有庐井室灶,有什器医药,略如晁错屯边之策,庶乎人有乐生之心,无逆旅之叹。”此时,郑元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希望西北水利能成功地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但却无限伤感,说:“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见之。”[21]以他在东吴文人中的地位,和他文章的影响,他对江南赋税繁重、富民破产、大都仰食海运粮及西北水利的态度,实则反映了东吴士人的态度。

郑元祐所代表的东吴士人,关心东吴地方利益甚于国家利益,他们所提倡的西北水利,其实质是通过发展西北水利,就近解决大都粮食供应问题,以缓解对东南粮食压力的一种手段。当元末天下大乱时,东吴士人对朝廷不再抱有希望,纷纷投靠张士诚:“东吴当元季割据之时,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学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22]“东南文士多往依之”,郑元祐进入张士诚幕府,而且“最为一时耆宿”[23],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郑元祐所代表的东吴士人,对京师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持非常不满的政治态度。至正二十四年,他升江浙儒学提举,元祐欣然不辞,说:“文台,儒者之职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24]

最后需要指出,郑元祐所提倡的发展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大都粮食供应及减轻江南赋税的思想,在元明清时期实际是代表了江南籍官员学者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只经历过两任短暂的学职,但其诗文为时所重,因此也被后人视为吴中硕儒,以学人之身登吴中文坛而为领袖。其中,他批评元朝江南赋税重、海运困难,提倡发展西北水利,是他被视为吴中硕儒的部分原因。

【注释】

[1]张翥刊:《侨吴集》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皆同。

[2]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皆同。

[3]苏大年:《遂昌先生郑君墓志铭》,见《侨吴集·附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

[5]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

[6]郑元祐:《侨吴集》卷一〇《玉山草堂记》。

[7]李祁:《云阳集》卷六《草堂名胜集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8]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

[9]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长洲县达鲁花齐元童君遗爱碑》。

[10]郑元祐:《侨吴集》卷九《长洲县儒学记》。

[11]郑元祐:《侨吴集》卷八《祈晴有应序》。

[12]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鸿山杨氏族谱序》。

[13]郑元祐:《侨吴集》卷一《送刘长洲》。

[14]郑元祐:《侨吴集》卷二《送范子方掌故》。

[15]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

[16]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

[17]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

[18]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

[19]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

[20]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

[21]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徐元度序》。

[22]钱溥:《云林诗集序》序,《常郡八邑艺文志》卷五下,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3]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五二《郑提学元祐》,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4]苏大年《遂昌先生郑君墓志铭》,见《侨吴集·附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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