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与元明清西北水利会议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临川崇仁人（今江西临川）。大德元年（1297）北上大都。大德六年（1302）任大都路学儒学教授。仁宗皇庆初（1312）任太常博士，集贤院编修。延祐六年（1319）任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奎章阁学士院学士之职。泰定元年（1324）任国子监司业，后为秘书少监。虞集历仕成宗至文宗六朝，以文章享誉当世，被称为“当代之巨擘”，“是以一时朝廷制作，以及公卿大夫碑文行状，多出其手”^[1]。但是，虞集对元明清历史最主要的影响，不是他的诗文，而是他开创的西北水利议。这一点，无论是他自己，或是同时代其他人，都没有料到。作为南方人，他关注的是西北水利；作为诗文大家，其主要影响，却是他的西北水利思想。其劝农桑、兴水利的主张，虽不为元朝当政者重视，但却影响了后来一些江南籍官员学者，他们继续提倡发展西北水利。

虞集像

选自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自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用伯颜之议，实行海运后，大都的皇家、百官、军队，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每年海运南粮，“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与”^[2]？但是，海运却使江南三省民力衰竭，“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民力，以充岁运之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3]。他指出海运的种种弊端：江南民力衰竭，押运官、监临官、出纳官，贪污或勒索；海运有漂没覆船之险，从元初到元顺帝时，都没有改变。京师依赖江南的粮食政策，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事，就不能保障大都的粮食安全，是一种下策。这当然都是后话。

事实上，虞集早就对海运使江南赋重、民贫，表示忧虑：“海运之实京师，祖宗万世之长策也。然而东南之民力竭矣。频岁浙西水旱，廪不充数，江准上流三省数十郡州县之吏、升斗之民，终岁勤动，越江历湖，以助其不足而争斗勿戢，又有深可虑者。则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忧也。”^[4]海运东南赋米到京师，满足京师需要。但是，浙西水旱，江淮上游三省数十郡吏民终岁辛苦，又经海上风涛之险，既可怜，又值得同情。他对海运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对东南人民深表同情。

虞集提倡发展京东水利是因为他发现北方土地利用程度不高。大德元年（1297），虞集初至师，之后又数次往来于大都和江南之间，沿途所见，南北农业景观迥然不同。他发现，江淮间没有充分发挥人力和地利的作用，他说：“予北游，过江准之间，广斥何啻千里，海滨鱼盐之利，足备国用。污泽之潴，衍隰之接，采拾渔弋，足以为食。岁有涨淤之积，无待于粪。盖沃地而民力地利殊未尽。汉以来屯田之，虽稍葺以赡军事，其在民间者，卤莽甚矣。麦苗之地，一锄而种之，明年晴雨如期，则狼戾可以及众。不捍水势，则束手待毙，散去而已。其弊在于无沟洫以时蓄泄，无堤防以卫冲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齐鲁桑蚕之饶，南不及吴楚杭稻之富，非地之罪也。谁之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5]江淮之间有许多地方，未充分利用来发展农业，而海滨鱼盐之利，足供国家所需经费。河水泛滥，海水涨落淤积，土壤富有肥力。汉代以来，如曹魏曾在江淮屯田，满足军需。而民间却没有充分利用地利。江淮之间，尤其适宜种麦，自然条件较为完备，但缺少沟洫来排泄洪水，又无堤坝蓄水。而且此地种植技术粗放不精，北不及齐鲁桑蚕之富饶，南不及吴楚粳稻之富裕，这当然不是土地地利不行，而是政府没有发挥其组织生产的职能。总之，江淮之间自然条件与资源，足备“国用”与“民食”，但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未发挥人力和地利，不修水利，使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以及民间不勤于耕作。

泰定元年（1324），元朝廷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元朝除大都外，还有上都。上都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元代诸帝，每年四月或三月从大都北上，八月或九月，自上都南还大都城。皇帝北巡，除后妃、怯薛外，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其他中央官署的主要官员，也都跟随到上都，设衙理事。泰定帝“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虞）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6]。因此，泰定年间，虞集每年都要往来于两都之间，耳闻目睹畿辅之间水源、地势状况，这对他之后形成发展西北水利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泰定四年（1327）二月，虞集再考试礼部进士，为礼部会试主考官。在这次会试的考题中，他公开提出了多年以来深思熟虑的西北水利思想主张：

昔者，神禹尽力沟洫，制其畜泄导止之方，以备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郑渠凿而秦人富，蜀堰成而陆海兴。汉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为务。

今畿辅东南，河间诸郡，地势下，春夏雨霖，辄成沮洳。关陕之郊，土多燥刚不宜于暵。河南北平衍广袤，旱则赤地千里，水溢则无所归……然思所以永相民业，以称旨意者，岂无其策乎？

五行之才，水居其一，善用之，则灌溉之利，瘠土为饶。不善用之，则泛滥填淤，湛渍啮食。兹欲讲求利病，使畿辅诸郡，岁无垫溺之患，悉而乐耕桑之业，其疏通之术何先？使关陕、河南北，高亢不干，而下田不浸，其潴防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际，古有而今废者，何道可复？愿详陈之，以观诸君子用世之学。^[7]

这里，虞集回顾历史，从大禹尽力乎沟洫，说到战国时秦之郑国渠、蜀之都江堰，以及汉唐皇朝地方循吏，无不以兴修水利为要务，以利民生。他反观当代，从畿辅东南霖雨辄涝，说到关陕之间和大河南北的干旱，以及江淮之间旧有陂塘的废弃。他批评国家不除水害不兴水利，表示应该恢复并发展西北水利，并询问“疏通之术何先”“潴防决引之法何在”等具体方法。在回顾历史与反思当代中，虞集实际上已经告诉了人们，应该在西北广大地区，恢复原有的沟洫陂塘之制，并发展农田水利。

按元代科举制，省部会试的主要考官，有知贡举和同知贡举各一名，考试官四名，监察御史两名，共八名，^[8]虞集为考官之一，他拟的策问，首先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此次出题，应该得到了其他考官的赞同。元朝每年参加会试的举人定额三百名，虞集的策问，应该在参加会试的三百名举人中得到传播，并且在殿试中，使泰定帝有所知晓。其次，这道“会试策问”因其符合“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的选材标准，^[9]顺帝初年（1333），苏天爵把它编入《国朝文类》，在比较广泛的范围中，得到了传播。

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虞集兼经筵官。^[10]五月，赴上都经筵，“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之，润译之际，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犹数日乃成一篇”。经筵制度，是从史书、经书中，选取能切于帝王心德、治道者，用汉语和蒙古语讲授。怎样翻译，怎样讲解，颇费斟酌。儒学者们讲帝王之道，往往博而寡要，不易懂，不易实行。讲时务，又难于把握时务的关键要害。所以往往选精于学术和时务者为之，数日才能翻译成一篇。虞集往往反复斟酌选择古今名物，来让讲章通顺，才能既不违忤帝王之意，又不违背经史。但表达出来的，往往十不及一，深以为遗憾。

泰定之时，自然灾害频繁，北方地区连年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东南沿海不断发生海溢，朝廷加强了从江南海运粮食，海运粮高达三百三十七万石。虞集感到，要减轻东南的赋税负担，消除北方水旱灾害，当务之急是兴修西北水利。讲经之余，他向泰定帝建言兴修西北水利：“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粮运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他和王结进言：

京师之东，滨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11]，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蓄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近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人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

京师之东，北起辽海，南到青州齐地，在沿海地区，用浙江人圩田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招募富人想当官者授田，让他们招募农夫耕种，根据招募人数多少，授予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第一、二年不征税，第三年起征。第五年，给俸禄。十年授予符印，并且可以传给子孙。这种措施一举多得：既可得东南民兵数万，成为国家的京东屏障，还可以抵御倭寇。又可缓解国家对东南海运的压力，满足富人得官的愿望，也使江海游食者，都有事可做。

时人说，虞集“气貌温和，敷陈剀切，间及时务，必曲尽事宜。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12]。泰定帝接受并支持虞集的建议，但是一旦遇到不同意见，就动摇了：“议定于中，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中，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13]因为怕有贿赂，事情就搁置了。

文宗天历二年（1329），南方大水灾，江浙饥民六十余万户。海运至京师者，凡一百四十万九千余石，^[14]触礁漂没的粮食达七十万石，^[15]死亡运夫何啻数千？朝廷祈求天妃的灵慈，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遣宋本等代元文宗祀天妃，^[16]而虞集相信海上舟师的导航。朝廷关心海运粮的失陷，而虞集则痛心运夫的生死。于是，他从正反两方面评价海运：“于今五十年，运积之数百万石以为常。京师官府众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数，而食有余，贾常平者，海运之力也。天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听舟师言，趋发违风信，舟出洋，已有告败者，及达京师，会不至者盖七十万。天子悯之，复溺者家，至载之明诏。廷臣恐惧，思所以答上意。……奈何独使东南之人竭力以耕，尽地而取，而使之岁蹈不测之渊于无穷乎？”^[17]天历二年海运，漕吏刚愎自用，不听舟师，违背风信，结果海船刚出洋，就遭遇风险，七十多万石漕粮未到京师，船毁人亡。

虞集猜测，天历二年海运船毁人亡，七十万石漕米不至京师，可能隐藏着海运中的一项罪恶。他说：“某年，尝适吴（今苏州），大吏发海运。问诸吴人，则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佣直，甚厚，半实以私货，取利尤夥，器壮而人敏，常善达。有不愿者，若中产之家，辄贿吏求免，宛转期迫，辄执畸贫而使之，舟恶，吏人朘其佣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险远，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辄败。盖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富家用大船运粮，能得丰厚佣金，船中所载货物，半为私货（即走私货），又能获得一份收益，这种海船坚实，船员敏捷，顺利到达天津直沽。有些人不愿意运输赋米，如中产之家，不愿出船运粮，贿赂官吏，中间周旋，耽误时间，最后官吏就把运输赋米的任务，转嫁到穷户身上，让穷户运粮。穷户（雇佣的）船只，质量不好。押运监临官，又克扣其佣金。这种海船不结实，船上人偷取粮食，都在大洋，但是又不得好米，所以海船一出海，他们就凿沉海船。这种海运中的罪恶，一般外人很难知晓。这大概也是海运沉船的原因之一。虞集的猜测，有一定道理。如至正十二年（1352）樊时中在平江督海运，官府大宴犒于海口，有客船自外至，官方检验其券信无误后，让这些客船进入港口，结果这些客船是海寇所驶，海寇焚烧海运船只，劫持粮食。所以至正十二年海运粮，没有到达天津直沽海口。

他比较国家夺取江南前后财赋收入与使用的情况：“国家方取江南，用兵资粮，悉取于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绝。及尽得宋地，贡赋与凡财货之供，日输月运，无有穷已，而国计弗裕者，上不节用而下多惰农故也。”元世祖时，兵粮全资中原，东南民力不至于乏绝。后来平宋，增加了贡赋和所有财货供应，长年不断，都有船只运送粮食和其他货物到京师。为什么国计仍然不足？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元朝皇帝赏赐都是大手笔，二是北方土地利用和水利开发不充分。虞集指出中原生产不足，与消费过多，是财富乏绝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他再次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建议：“且京师之东，萑苇之泽，滨海而南者，广袤相乘，可千数百里，潮淤肥沃，实甚宜稻。用浙闽堤圩之法，则皆良田也。宜使清强有智术之吏，稍宽假之，量给牛种农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后税，因重其吏秩，以为之长，又可收游惰弭盗贼，而强实畿甸之东鄙，如此，则其便宜又不止如海运者。”在京师之东，招募江浙农师用堤圩之法，兴修水田；教民种植水稻，借给农具、种籽，既可加强畿辅东南的力量，又可安置游民。发展京东水利，比海运更能有效地解决大都的粮食供应问题。但是，“时宰以为迂而止”^[18]。宰相认为迂阔、不切实用。

在北方，春夏间亢旱不雨，燕南、河北、山东饥民六十七万户，诸路流民十数万。陕西旱灾尤其严重，自泰定二年（1324）至天历二年（1329），连续六年干旱，陕西行省月月告饥。夏四月，饥民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数十万，饥民至有相食者，民枕藉而死。有方数百里，无孓遗者。朝廷遣使祭祀西岳华山，赈济不足，又令商人入粟中盐、富家纳粟补官，^[19]文宗“问虞集何以救关中”，虞集说：“大灾之后，土广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择一二知民事者为牧守，宽其禁令，使得有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田里，治沟洫畎亩之法，招其流亡，劝以树艺，数年之间，复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敛，量有所助。久之，远者渐归，封域渐正，友望相济，风俗日成，法度日备，则三代之遗规，将复见至虚空之野矣。”选拔通晓农事民情者为守令，兴修水利，招抚流亡，劝民耕种，免其田租力役，有收成后，吸引流民返乡，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元文宗认为很有道理，称善^[20]。虞集进一步说：“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虞集表示要到陕西做一位地方官员，试图发展农业、安抚流民。元文宗身边的大臣们说，虞集此举，是欲辞官，文宗遂罢其议。^[21]虞集受知于元文宗，元文宗总怕虞集“欲为归计”^[22]，所以，虞集每次想到外地为官，或有事，他都不同意。

至此，虞集在会试、经筵、会议、廷对等不同场合中，多次提出了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并表示要亲自到陕西做一路官，劝农桑，修水利，但都没有被朝廷接受。因此，西北水利，实现无望。至顺元年（1330）二月，虞集感到“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于是与几位同僚，同日辞官。文宗说：你们的职责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台院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23]。元文宗声明学士们的职责是讲究历史经验，辅佐皇帝教化，军国机务自有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官员主管，明确宣布不准许他们议论军国机务和时政。之后虞集领《经世大典》总裁官，并兼修治典。至顺四年（1333），虞集谢病归临川，至正八年（1348）病卒。

虞集的西北水利思想没有实现，有当时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因素，在泰定帝和文宗的粉饰文治政治中，南方汉族官员只是备员而已，他们的思想主张无论是否关系国计民生，都不可能受到重视，但是却得到一些汉族官员的理解。南方籍官员和学者，在有关海运使江南赋重民贫问题上，与虞集有相同的感受。北方官员也赞同虞集的西北水利思想，如至顺三年（1332），宋本说：“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论今王畿，古燕赵之壤，吾尝行雄、莫、镇、定间，求所谓督亢陂者，则固已废。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渔阳燕郡之戾陵诸堨，则又并其名未闻。豪杰之意，有作以兴废补蔽者，恒慨惜之。”^[24]宋本所说的“豪杰”极有可能指虞集，因为天历二年（1329）宋本等代皇帝去浙江祭祀天妃时，虞集为之作《送祠天妃两使者序》，表达了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当至正十二年（1352）海运不通时，宰相脱脱建议在京畿屯田，兴修水利。所用方法与虞集所建议的基本相同，但这已经无补于元朝的命运。

明朝，江南籍官员和学者所继承和发展，虞集发展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万历三年（1575），徐贞明上奏朝廷：“臣尝考《元史》，学士虞集建议……惜其议中格。及末年海运不继，始有海口万户之设，已无救于元事矣。臣尝临文叹惋，恨（虞）集言不蚤售于当时。今自永平滦州，以抵沧州庆云之境，地皆萑苇，土实膏腴，（虞）集议断然可行。当全盛之时，河漕岁通，而思患预防，纷然献议，独于（虞）集议尚废焉未讲。若仿其意，招抚南人，筑塘捍水，虽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可成田，有不烦转漕于江南而自足者。”^[25]万历十三年（1585），他得到朝廷的支持，在京东修水田三万九千亩。^[26]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光启著《漕河议》，认为北方有限的水源并没有用于生产，实属可惜。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上疏：“京东水田之议，始于元之虞集，万历间尚宝卿徐贞明踵成之，今良涿水出，犹其遗泽也。臣广其说，为各省直概行垦荒之议；又通其说，为旱田用水之议。然以官爵招致狭乡之人，自输财力，不烦官帑，则集之策不可易也。”^[27]徐贞明和徐光启，明朝这两位西北水利的理论建设者和实践者，都对虞集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注释】

[1]欧阳玄：《道园学古录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www.xing528.com)

[2]《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3]《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一《平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黄头公墓碑》，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九《新喻萧淮仲刈字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6]《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7]虞集：《会试策问》，《元文类》卷四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8]《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9]陈旅：《国朝文类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0]《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11]一作吴人圩田法，见欧阳玄《丰斋文集》卷九《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12]〔元〕赵汸：《东山存稿》卷六《邵菴先生虞公行状》，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3]《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14]《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1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祠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6]《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1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祠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祠天妃两使者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9]《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三三《文宗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0]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1]《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2]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第106页。

[23]《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4]许有壬：宋本《都水监记事》，见《元文类》卷三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25]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引《请亟修水利预农政书》，岳麓书社，2002年。

[26]《明史》卷一一一《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27]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五《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