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水利议者认为,西北水利有多种好处。虞集提出开发京东水利的主要目的,是就近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缓解京师对东南的粮食需求带来的压力。虞集认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34]。京师粮食依赖东南海运,海运风险太大,东南赋税重,人民负担重,北方应该发挥其地利。京东水利既修,可“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35]。减轻京师对东南的粮食压力,让东南人民稍得休养生息。
徐贞明向朝廷进奏《请亟修水利以预储蓄疏》,主要是为解决京畿的粮食供应,他说国家依靠东南漕粮,“常以数石转一石,东南之力竭矣。而河流多变,运道时梗。忠于谋国者,镜胜国之往事,以虑变于将来,窃有隐忧焉”[36]。从东南运粮到京师,不论海运,还是漕运,费用非常高;而黄河和运河冲突,黄河决溢,往往造成运道梗塞。元末就是因为运道梗塞,京师没有粮食,皇朝统治不稳。谋划国计民生者,应当借鉴前朝的得失,及早谋划。这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谋远虑和对历史的借鉴思想。在他后来所作的《潞水客谈》中,他提出西北水利有14项,其中有几项是说,通都大邑,人口众多,习俗奢靡,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人地不相适;西北水利能解决京师及西北的粮食供应问题,缓解对东南的压力。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寄命于天,靠天吃饭,兴修西北水利则农田旱涝有备;国家财赋取给东南,如果发展起西北水利,则田畴之间,皆有仓庾之积;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从而恢复东南民力。
徐光启在《漕河议》中说:“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意即漕运东南粮食以供京师,民费数石而仅得一石,使东南人民贫困;把北方诸水注入运河以保障漕运,又消耗了北方灌溉用水;而且黄河穿越运河,治理不善,容易发生水患。从运输成本,或经济成本上看,漕运非常不合算。同时又耗费水资源,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如山东运河的水源,来自山东诸泉,可以灌溉农田,但是为了保证运河用水,都被调入运河。同时黄河穿越运河,对运河造成冲决,容易发生运河梗塞。因此,他认为应发展北方的农田水利,就近满足京师皇室、官员和军队的粮食需要。“此功成,而长河以北,足用供给,即近纳赋总而远贡轻微也可”,京师附近就可以供应京师粮食需求,远方少交贡品,减少京师粮食供应对东南漕粮的依赖。
其次,发展西北水利,能提高京师及西北的守御能力和经济供给力。虞集说:“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逐岛夷。”既可保卫京师,又可抵御倭寇。徐贞明甚至认为,沟渠可以避敌,“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骑得以长驱。若使沟渠尽举,则田野之间,皆金汤之险。而田间植以榆柳枣栗,既资民用,又可以设伏而避敌”。西北地势平衍,便于蒙古骑兵长驱直入。如果田间沟渠纵横,田野之间就是金汤之险。北宋何承矩,在河北沿边塘泊,进行水田生产,其意图在于用塘泊抵御金朝骑兵。徐贞明此说,也许来源于此。同时,田间种植榆柳枣栗,果实可以备荒救荒,树木可有多种用途,如田间树木,可成为伏兵的隐蔽之处。
徐贞明又说,在海滨开辟耕地,数年之后,“海上为乐土,滨海有通道,即内地有梗,南北不至悬隔”,起到卫所的作用。[37]即发展京东水利,京师由附近地区供应粮食,又能接应南方来的运粮船只,假如内地运道受到内乱影响,京师与东南不至于隔绝。柴潮生则认为,畿辅水利可以使朝廷居重御轻,“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御轻……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38]。京师发展农田水利,可以充实京师粮食供应,使八旗旗庄都能致富,不必依赖南方,使军民两利,有利于京师的粮食供应及经济安全。
再次,是吸引游民。虞集说京东水利既修,将使“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39]。徐贞明认为往年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是因为游民太多,民不聊生,只有农业才可使游民安居乡里,“今西北之境,土旷而民游,识者常惴惴焉。诚使水利兴而旷土可垦,而游民有所归”[40]。发展京东水利,吸引流民生产,就可使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流民游民,转变为稳定的因素。
最后,有利于解决东南与西北两个经济区的矛盾。元明清时期的南北矛盾,主要表现为东南地区经济负担过重,人口对土地、粮食的压力很大,而西北生产萎缩、土地荒芜。徐贞明回顾了自南宋以来,东南地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自宋室方南之时,东南尚有旷弃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尽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东南地利尽而西北旷废,厥有由哉。今国家当全盛之时,兵戈不试者二百余年。西北生齿日渐繁夥,而东南之民争附于辇毂之下”[41]。南宋初南方尚有旷土,宋末人多田少,豪强占有陂塘,土地完全被开发出来,土地集中程度严重,普通农民无以为生。而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由于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又有东南人民争相来到京师,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统治者面临的难题,而发展西北水利,正可以解决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徐贞明又说:“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乃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遍。苏子谓‘聚则争于不足之中,散则弃于有余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抚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东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徭之苦,则以南之赋繁而役减,北之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民聚则财增,而北徭可轻。其利八也。”[42]东南与西北两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招抚南人到北方来,兴修水利,耕西北之田,可以使人口均匀分布,人民都有土地,增加财富,减轻北方人的劳役负担。徐贞明认识到,东南人民赋税重,劳役少;北方各省赋税少,但劳役负担重。如果北方开发水利,提高亩产,则人口聚集,财富增加,北方人民也可减轻劳役负担。沿边诸境,不易运输粮食者,可以招商代输。柴潮生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43]徐贞明和柴潮生,都看到南北区域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是相当准确而超前的。
徐贞明、徐光启等人理想中的西北水利,既如上述,那么其实际效果如何?徐贞明的京东开发水利田,当年就垦田3.9万余亩。徐光启在天津三年的试验也大获其利,雍正时在畿内修水利,三年得田7000余顷,畿内有鱼稻之香。但西北水利事业,除郭守敬在宁夏有建树外,始终不出北京、河北、天津的范围,表明西北水利没有完全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肯定的是,兴修农田水利,势必触犯占有大量官府荒地的宦官勋戚的既得利益,如正当徐贞明准备大兴水利时,就被中伤而革职停办:“而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奄人勋戚占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帝卒罢之,而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44]北方宦官、贵族占有大量荒地,恐怕兴修水利,失去既得利益。于是争相申诉发展水田不利。万历皇帝动摇起来,想追罪建议者,因为有内阁大臣的劝解才没有追究。
当时反对者,主要是怕水田修成后,会依亩纳税:“北人官京师者,倡言水田既成,则必仿江南起税,是嫁祸也,乃从中挠之,御史王之栋疏请罢役。而中官在上左右者多北人,争言水田不便,上意已动。”[45]反对的力量,一是来自北人在京师做官的,他们反对修西北水利,说水田一修,则必定仿照江南起税,这是南方人嫁祸于北方人,于是从中阻挠,御史王之栋就上疏请求停下修水利事业。二是皇帝身边的宦官,都是北方人,争相说水田不利。这两种势力,都从中阻挠修西北水利。结果,万历皇帝动摇了。徐贞明兴修水利,终因触犯官僚贵族的利益,被迫停止;徐光启的试验也受到阻扰而作罢。这正如徐贞明所说,“水利修废,由于人之聚散,而旋转之机,上实握之”[46]。水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否,徐贞明发展京东水利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雍正初畿辅水利的成功,是因为雍正皇帝支持,由亲王允祥主持。允祥一死,就人去政亡了。之后乾隆年间柴潮生建议,仿效徐贞明的设想,借鉴雍正时畿辅水利成功的经验,在直隶、河间、天津各府兴修农田水利,并说“营田四局,成绩具有。当日效力差员,不无举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47]但在统治者中,具有深谋远虑者又有几何?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既得利益,总是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相冲突。而真正具有深谋远虑者如徐贞明、徐光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则很成问题。尽管徐贞明怀有崇高理想,当他被贬官时就说:“即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请者,西北水利庶其兴哉!”[48]但最后他被迫退出朝廷,终老故乡。因此从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西北水利议,在元明清时代只是一种理想。这里把话题说远点,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入侵东北,许多有心恢复国家的人,又注意西北,“到西北去”“开发西北”的呼声很高,禹贡学会就组织了西北考察团,到西北调查水利,并且出版《禹贡·西北研究专号》《禹贡·河套水利专号》,以期促成对西北的开发。这表明在民族危机加深时,西北仍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地区,西北水利仍然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元明清时代在北方修水利者,或持有西北水利议者,有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徐贞明之于虞集,徐光启之于郭守敬、虞集和徐贞明,柴潮生之于徐贞明等,都有思想上的继承或发展关系。徐贞明就很佩服虞集的设想,并对其思想主张未被采纳深表遗憾;徐光启对郭守敬、虞集、徐贞明的实践和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他在晚年所著《垦田疏》中说:“京东水田之议,始于元之虞集,万历间尚宝卿徐贞明踵成之。今良涿水田,犹其遗泽也。臣广其说,为各省直概行垦荒之议;又通其说,为旱田用水之议。”柴潮生则肯定雍正时畿辅营田四局的政绩,探讨了徐贞明修水利失败的原因,而像朱云锦、伍崇耀对徐贞明都抱着敬意,如伍崇耀说:“贞明未尝败也,特挠于浮议耳。……虞学士始毅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49]伍崇耀之说,似颠倒了时间顺序。郭守敬于元世祖时就在中书省进行水利实践,虞集是在元泰定帝时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主张,而徐贞明是在万历时提倡发展西北水利。总之,在西北水利问题上,他们对前人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或至少怀有敬意。
【注释】
[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3]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4]《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5]《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7]《丁文远集》卷一〇《为毕少保议谥述略》,明天启刻本。《明史》卷二二〇、三一八,都有传。
[8]《清史稿》卷二二〇《诸王六》,民国(1912—1919)铅印本。
[9]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10]《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1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1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引《请亟修水利以预储蓄疏》,岳麓书社,2002年。
[13]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14]《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15]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九《农事》,岳麓书社,2002年。
[16]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九《农事》,岳麓书社,2002年。
[17]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九《农事》,岳麓书社,2002年。
[18]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19]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www.xing528.com)
[20]《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21]《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22]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23]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24]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25]《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26]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27]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28]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29]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二《水利》,岳麓书社,2002年。
[30]《史记》卷一三〇《货殖列传》。
[31]徐承轩:《西北水利议》,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32]《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33]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34]《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东山存稿》卷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5]《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3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37]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38]《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39]《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40]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八《西北水利议》,中华书局,1962年。
[41]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八《西北水利议》,中华书局,1962年。
[42]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43]《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44]《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45]英廉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引《赐闲堂杂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788年。
[46]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八《西北水利议》,中华书局,1962年。
[47]《清史稿》卷三〇六《柴潮生传》,民国(1912—1919)铅印本。
[48]徐贞明:《潞水客谈》,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49]徐贞明:《潞水客谈·跋语》,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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