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负面影响和缓解之道

马克思指出过，劳动只有成为生活第一需要时，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可在现代分工制度下，不少劳动既枯燥乏味，又磨损人的身心健康，人们只是受谋生的驱使，才不得不劳动。由于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人们便自然地会把工资待遇（包括晋升和福利）与劳动带来的身心不快联系起来，然后就自然地会考虑到机会成本——即劳动者会比较雇主开出的工资条件，权衡它值不值得提供劳动，或者值得提供多少劳动。至少要得失相当，劳动者才会认为劳动是值得的。虽然具体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与误差，但不会影响劳动者决策的实质。在劳动者决策的基础上，形成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及需求的比较和均衡，进而形成工资的波动。

因此，组织的工资确定和制度变革，就有必要把劳动效用作为参考依据。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刚开始劳动，比如新到一个环境和岗位，由于新鲜感和体验感的存在，劳动者不会感到不愉快；或比如，新一天的劳动开始，体力和心情都是不错的。但是，当熟悉了环境和岗位之后，当已经劳动了一会儿且不再想劳动的时候，劳动便会逐渐成为一种负担甚至折磨，负效用便出现了，而且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而倍增。

所以，工资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加是有道理的。比如日本曾长期施行年历工资制度，员工为企业几乎献出一切，日本的企业是成功的。我们也曾实施这种做法，但企业却没搞好，并极端地以为这种做法助长混日子和大锅饭的行为。(www.xing528.com)

劳动时间的缩短，会让劳动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劳动时间越长，其负效用也就越大。诚然，加倍的补偿工资会激励劳动者工作更长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效率就高，因为随着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劳动者的身心也会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拒绝工作。因此，我们看待一个员工工作的价值，不能只看时间数量而不看时间质量。

比如法国人劳动时间是最少的，一周工作35小时，一年有4个月的休假，但法国的劳动效率超过美国、日本和英国。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些道理，因此喜欢随意叫员工加班。当然，员工为企业做一点贡献也是有价值的，绝大多数员工也愿意，但我们有些企业却变本加厉地利用这一点，比如提倡加班文化、愚忠文化，于是管理部门会在原本应属于员工休息的时间上生出各种无谓的事情，搞得人们非常疲劳。员工感觉付出很多，效率却不高，所得与付出不匹配。这些都违反了基本的常识，或者说都是反人性的，虽然我们整天将以人为本挂在嘴上。所以，员工往往会以“形式主义”来应付“官僚主义”，反过来，管理者又以“官僚主义”来应对“形式主义”，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快快乐乐学着讲，轰轰烈烈走过场”。

社会越发展，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的负效用可能也会越增加，因为社会的进步会提升休闲和家庭生活的价值，而劳动会相应牺牲更有价值的休闲和家庭生活。这些年来，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什么都涨了，就工资没涨”之类的话。因此，如果工资水平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步提高，不能随着“社会之涨而涨”的话，劳动者就会觉得劳动工资越来越不合算，劳动的负效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于是他们会宁愿多选择休闲和家庭生活，而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尤其是在生存得以确保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完善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