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导产业同构同质
比较分析京津冀前五大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前3位产业，发现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呈现出严重的同构同质倾向：京津之间有三大制造业重合（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京冀之间有两大制造业重合（汽车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津冀之间有四大制造业重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而三地服务业投资前三位均是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优势产业布局分散
京津冀内部经济和产业过于集中于京津两地，河北经济相对落后，产业虽然总量大，但以各地级市为节点，表现出分散布局的特征。从产业层次分析，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于京津两地，河北地区仅有少数零星分布，缺少优势产业集群。钢铁产业是京津冀地区的优势产业，在京津冀几乎所有地区都有钢铁企业布局，大型国有企业就有首钢、天钢、唐钢、邯钢、宣钢、承钢、石钢、邢钢等多个。
（3）产业辐射带动不足
首先，作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具有的发展特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权，从而对周边产生了强烈的“空吸现象”，河北省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周边为北京作出牺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首都周边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象，河北的燕郊作为一个睡城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天津作为老工业城市，具有100多年海港城市发展的历史，沿海优势明显，这最终使天津不必过分依附于北京，不必依附于所谓的京津冀一体化。改革开放以后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和北京毗邻较近的武清、宝坻、蓟县等在大力吸收北京产业转移的企业，但从历年的招商来源中可以看出本地的产业转移占据大部分。
最后，比较尴尬的是河北，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计划经济时代就建成了与京津产业结构雷同的包括钢铁、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八大行业的老工业基地，又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劳动力大省。但在这些自身资源的配置中大部分输入北京，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北京附属省份，本身的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产业结构上和京津雷同，功能侧重服务首都，而且围绕北京的一些县市没有产业支撑，可以说是贫困地带，仅有的秦皇岛、曹妃甸和黄骅三大海港功能也不是很完善，沿海大省的作用发挥不了。
由于行政体制机制不畅，三地间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创新合作等多个方面相对独立，缺少相关产业合作机制与平台。北京、天津处在极化效应向辐射扩散的转换阶段，对周边的辐射和扩散能力有限，带动作用比较小，周边的城市、农村发展不是很快。
这些就是现实的京津冀产业布局状况，如何打破惯性思维，利用自身优势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带动整个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应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需要由中央统一协调，成立协作机制并具体牵头。
（4）落后区域被动的研发、制造和地方保护加剧了恶性竞争
为了减少与北京的差距，河北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自主研发、自己制造，很有可能在研发力量上造成和北京水平重复建设，当产业制造技术成熟时，结果却在研发上形成与北京的竞争，产业对接还是无法实现。为了保护已开发的力量，地方壁垒可能相继出现，条块分割变成保护手段，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被竞争取代，条块分割进一步造成发展差距。(www.xing528.com)
（5）对已有重复建设整合的矛盾促使域内竞争加剧
为避免区域内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各地积极商讨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在规划当中，必然涉及各方的产业分工问题，涉及重复建设的部分如何整合的问题。在三方都希望联合，都有相同产业的情况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实现最大效益，为此争论不休。联合协作会议经常召开，重复建设的项目不停上马，恶性竞争不断加剧。
（6）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力差与吸纳产业的落后状态循环
新北京功能定位以后，天津和河北都面临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机会，有实力、技术好的企业大多更看重市场和发展机会，对核心城市周边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性不高，转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实力较弱、技术落后、高污染、高消耗企业转移出来的积极性却很高。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基础条件一体化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基础条件一体化的进程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各级政府不断的磨合与协作。在京津冀政府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基础条件一体化的实现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如，在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等方面困难重重。京津冀无论在物流发展水平、物流一体化程度以及物流专业化程度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且不容回避的是京津冀存在行政区划观念过强、物流规划建设协调和衔接不足、物流运营管理协调不足、物流合作政策还相对滞后、分灶吃饭等问题。
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局限和产业互补性较差等因素，都是京津冀区域物流合作面临的许多新的挑战。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非常便利的投资、融资环境，但是在京津冀金融体系已替换过程中，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对区域金融合作的研究不足，对金融体系一体化缺乏政策指引，而且金融机构的合作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此外，在政策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跨区域、跨行业经营的趋势，将使风险的传播和扩散更加容易。京津冀一体化问题自2004年“廊坊共识”提出以来，一体化的效率非常低，大部分成果多出现在规划上，但这些规划的可行性还缺乏明确的论证。即使“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提出可能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实质阶段，但京津冀一体化实施过程所需要的一些基础条件短期内仍然很难快速实现。由此可见，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配合，才有可能逐步实现。
（7）京津冀文化差异是导致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不畅的潜在因素
虽然三地的文化差异在短期内不能消除，但在教育以及科技、培训资源利用上，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上是可以先行一步的。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伴随着专业人员就业及培训的地域转移调整，没有配套的人力资源，产业转移和调整就无法实现。
总的来说存在的问题：一是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缺乏统筹部门，这是京津冀三地难以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二是区域一体化效率低，缺乏基础条件建设和物流体系，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第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导致产业对接难度大，基本没有形成配套的产业链。四是，功能定位不清，产业重叠现象严重。特别是京津两地产业结构自成体系，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第五，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如何确保企业在发展中节能减排，安全生产，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一体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这五个方面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有针对性地很好解决，不能光纸上用兵。
三地市场壁垒仍然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占全国的10.4%。但报告指出，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北京、天津人口高度聚集，人口密度分别为1311.1人/平方公里和1289.8人/平方公里，均为河北省393.4人/平方公里的3倍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142.1人/平方公里的9倍以上。而三地协同发展表面上是资本、产业和人口的方向流动，体制机制改革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京津冀统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壁垒仍然存在，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国家层面的重大举措与京津冀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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