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给各地区可能带来的机遇。

（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带来的机遇

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建设的构想，并将其作为整体战略给予确定。紧邻环渤海经济圈的东北，二十多年来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富生机和活力的区域。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腹地走向东北亚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而京津冀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发展基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十一五”规划中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列为中央级的两大区域规划试点并在全国率先启动，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崛起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城市化、工业化正在从小版块聚集向大区域板块聚集转变。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开放被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将天津打造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等一系列国家级的统一部署和规划为环渤海各城市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有效地协调了地区间的分工合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东西部“两个大局”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抓两头、促中间”的区域发展政策思路。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倡导形成了东部沿海发展战略（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经济特区）和“八七”扶贫战略并举的“抓两头”举措；江泽民、李鹏时代提出和实施了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抓两头”战略；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提出和实施了天津滨海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抓两头”战略。

事实上，“抓两头、促中间”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发达国家走的也是这条路。目前，我国仍处在这条路上。因此，新时代仍需走这条路，其主要内容已逐步显现，即以京津冀为突破口的东部三大城镇群核心区协同发展，以内地沿边地区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协调发展，构成新的“抓两头”举措。

（2）综合区域经济合作层次带来的机遇

大家知道，省市县是我国区域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这些主体区域层次之内或之间会自发产生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关系，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大体可分四个层次：一是东中西三大地带（或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区域合作层次；二是省域之间的综合区域经济合作区层次；三是城市群区域合作层次（地级市之间合作）；四是城市圈区域合作层次（县域之间的合作）。其中，城市群和城市圈等低层次的区域合作较为普遍和成功，而省域之间高层次的综合性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事例尚不多，也缺乏成功的经验。(www.xing528.com)

京津冀区域合作属于高层次的综合性区域合作，是在我国三大地带划分的基础上，在各地带内部进一步以省区为单位划分的一个高级别的区域协调或协同发展区域单元。这一层次区域合作单元的主要目的在于，就跨省区的各种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公路和生态保护等）开展区域共建和合作，以促进区域经济在更大规模上的一体化，提升整个合作区范围内整体经济的竞争实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区域合作的层次主要是在市县两级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而省区一级开展的区域合作还不多见，也缺乏成功的事例。国家将第一个国家级跨省区综合性区域合作项目选择在京津冀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还应该包括山东），这无疑将给该区域协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会。

（3）首都非核心功能调整的机遇

众所周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于北京下决心调整非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和中心城区范围。天津和河北将利用其近邻首都的独特区位，承接首都转移出来的多项功能，赢得又一个难得机会。当然，在利用近邻首都的独特区位中，天津和河北应当有所分工，要按照发展阶段和接纳能力，实现错位承接转移产业，优化布局，良性互动；并且，天津还有责任为解决京津周边贫困带做出应有的贡献。

京津一直是发达的大型工业城市，而周围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都是中小型城市，京津冀四区间的产业梯度较大。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不断优化，是国家、地区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社会资源恰当配置和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和逐步现代化的时代标志。当前国家将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京津冀应把握好地区和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期，科学地确定北京、天津的城市功能定位，将不适宜自身发展的产业项目迁往周边河北城市，既调整了京津两城市大而全的不合理产业体系，又实现了河北省内相关城市的产业升级。

（4）区域联防治理“雾霾”带来的机遇

努力将“雾霾”这件坏事转变成促进北方地区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好事。京津冀要充分利用这一轮因“雾霾”引起、习总书记亲自倡导、范围扩大、深度提高、力度前所未有的第三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好势头和北京大力调整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机会，大力协同转变区域发展和合作方式，协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协同开展产业布局优化行动，协同建立区域联防治理“雾霾”体制机制，为先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三极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