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市场：利率、汇率、金银市价的影响及历史发展

中国金融业发展很晚，到西汉时期，才出现高利贷行业。唐朝开始出现当铺，是以物品抵押的高利贷形式。直到清朝，金融业才开始发展。清朝前期，钱庄、票号是民间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银钱兑换，活动范围一般限于当地。票号主要经营地区间汇兑，业务范围遍及全国，以山西经营者居多。五口通商后，列强不断对华扩大商品输出，着意利用钱庄、票号等中国旧式金融业务的渠道，而一些钱庄为谋厚利，也愿意与洋行往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全由钱庄承担。随着洋行数目的增多和业务的扩大，通商口岸越来越多的钱庄卷入了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活动。其信用手段，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与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钱庄所签发的汇票负有完全责任，到期照付，钱庄为应对商业资金周转的需要，除了设法从外国银行获取短期信贷外，还求于票号支持。因此，相当数量的票号生息资本开始以商业金融资本形式在国内市场流转，钱庄和票号相配合，利用以庄票、汇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支持商业贸易的开展，加速了通商口岸与内地的商品流通。中国近代企业出现以后，钱庄和票号又与这些企业发生了金融联系。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扩大商品输出，促使商品货币流通不断扩大，中国金融市场也随之更加扩大，这就要求有新式金融机构。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收回权利呼声的高涨，人们要求自办本国银行。清政府基于财政的需要，也要兴办银行。因此，近代银行应运而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首家近代银行，具体创办人是清朝官员盛宣怀。该行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模仿英国汇丰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同年即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分行。不久，各大行省及香港也设立了分行。该行除经营放款业务外，还被清政府授予发钞权，享有国家银行权利。光绪三十一年，由户部奏准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清朝政府正式举办的国家银行，也就是晚清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银行（1912年后，在该行基础上改组为中国银行）。光绪三十四年，邮传部奏准在北京设立了交通银行。光绪三十二年在上海开设的信成银行，是中国首家私营银行。

民国期间，金融进一步发展，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外，还有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这四行二局一库，是国家垄断资本的主体。此外，还有许多地方和私营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中外金融机构有200多家，80%的全国银行总行设在上海，金融机构占全国大半，成为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而且，上海拥有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交易规模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利率、汇率和金银市价左右各地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解放前夕，上海金融业具有相当规模，中外金融机构有260家，保险公司238家，国家垄断金融资本的主体“四行二局一库”都设在上海，成为当时全国和远东金融中心。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官僚资本所有的各种金融机构，取消外国银行的特权，对私营银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成立的人民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各省市成立分行。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金融功能逐渐萎缩，银行成为企业的“出纳”。1954年成立建设银行，承担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拨款，各省市也成立分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分出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各省市也成立分行。此后，又相继成立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至此，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商业银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少省市都相继成立了地方银行，如上海的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的发展银行，还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系体。

银行的业务就是货币的借入和贷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银行的职能有详细论述：银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信用中介。银行，一方面代表着货币资本的集中，贷者的集中；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借者的集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银行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资本论》第三卷第453页）银行集中社会各阶层、各方面暂时闲置的、为数很少的货币，使之成为一笔巨额货币，并把它贷放出去，转化为资本。“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资本论》第三卷第454页）银行所支配的借贷资本的来源有：职能资本家以其准备金和闲置货币存入银行；货币资本家的存款；一切阶级的闲置货币存入银行；逐渐花费的各种收入也会存入银行。银行还可以通过发行自己的债务证券来提供信用。银行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可以向其他银行开出汇票、支票，或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来提供信用，有发行权的银行还可以发行银行券来提供信用。这对借款人来说实际是补充了资本；当然，从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虚拟的资本。银行除了办理存放款业务外，而且还办理各种货币经营的技术业务，如代理收付、转账结算等。这样，银行既是国民经济的信用中介，又是支付中介，于是取得了社会公共簿记的形式。“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资本论》第三卷第686页）银行资本家经营的货币资本是为了获取银行利润。银行利润是通过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的差额得来的。“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资本论》第三卷第685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银行这些职能和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银行便由简单的中介而变为万能的垄断者，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它集合着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列宁全集》第26卷）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业务仍然是货币的借入和贷出。银行吸收广大居民的储蓄、机关、企事业单位暂时闲置资金的存款，集中大量资金，为企事生产和经营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为经济建设提供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有力地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世纪以来，银行居民储蓄和各项存款大幅度增加，到2013年末，已经超过100万亿元，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世界金融中心建设。1992年，国务院要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第一，逐步建立各类金融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功能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已形成了由证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上海金融市场集聚，辐射功能明显提高，成为银行间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基准利率和基准汇率的生成地。上海市场期货交易额占全国60%以上，期铜价格成为国际三大铜市中心之一。上海证券市场成交额占全国70%，已超过香港，仅次于东京交易所，居亚洲第二位、世界第七位。

第二，加强金融机构建设，提高金融集聚强度。2002年，上海各类金融机构共有375家，其中中资机构146家，外资和中外合资229家。上海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情况下，鼓励和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金融租赁、货币经纪、财务公司等各类机构集聚和协调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同时，为完善金融服务设施，建设与上海金融中心相匹配的资金结算、清算体系、发展专业化金融软件开发、金融数据等金融后台服务，以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金融资讯等与金融相关的服务机构。(www.xing528.com)

第三，推进上海诚信体系建设。上海市政府十分重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90年代中期就组织有关部门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建设个人和社会征信系统的设想。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贷款企业信用审定工作加快开展。1999年建立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2007年正式开通，主要采集市民个人信用记录。同年，开始建设企业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

第四，加强金融环境建设，为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营运环境。重点是加强信用环境建设、法治环境建设和金融监管建设，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和布局规划，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硬环境。重点加强金融城建设，以外滩金融街和陆家嘴金融区为中心，加快建设上海金融城。制定金融优惠政策，打造上海金融城品牌，吸引更多的中外金融机构落户上海金融城。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建设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金融市场也加快发展，金融监管的矛盾逐渐出来。1995年，上海“国债327”期货违规事件爆发以后，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监管制度缺损和不完善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之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确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1997年11月，中国证监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对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改为对银行、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建立中国证监会，成为全国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也进行机构改革，撤销31个省级分行，成立九大区分行。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

二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1998年，国家取消了国有银行贷款规模管理方式，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及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和审慎的会计制度。为此，国有银行在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产质量和降低风险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银行资产监控得到加强。1998年，《证券法》实施，证券市场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1999年，国务院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范期货市场的发展。

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关于信贷规模控制问题。目前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银行贷存比例为75%，即100元存款只能贷出75元。我国虽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实行的是偏紧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长期紧缺经济已经结束，现在的宏观经济格局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在此情况下，只有扩大需求，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银行控制信贷，是以往应对紧缺经济的做法，现在应当改为放宽信贷规模，适应扩大需求，以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关于发展资本市场问题。我国资本市场很不稳定，起伏很大。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合指数达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以后即大幅度下调，到2008年10月28日，在1664点止跌回升。之后已逐步上升，达到3000点左右。因此，应以资本市场监管改革为重点，完善新股价格形成机制，做强做大股票市场，并扩大债券市场。

第三，关于人民币利率问题。货币利率是经济调控的有效杠杆，不论是在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或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利率都作为经济调控杠杆，由中央银行调控。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有人主张利率市场化，他们否定利率在经济调控中的杠杆作用。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利率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回顾1998年，当我国经济疲软时，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下，我国经济出现高速度增长。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经济调控政策应重点放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在货币政策方面，应适当降低利率，以减轻企业困难。目前我国银行利率存贷差过大，贷款利率过高，形成银行坐收高额利润，而企业却很困难。因此，适当降低银行利率是很必要的，而实行存款利率少降，贷款利率多降，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