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的演变与变革

赋税制度是与国家一起产生的，国家一切开支，都要通过赋税来解决。五帝时的任士作贡，是赋税制度的萌芽。所贡物品，为各地土特产的财物。夏禹规划九州，确定各州贡物品种，规定各地按三等九类交纳贡赋。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助”，就是要求农人耕种公田（籍田），收获皆归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税赋，用以充实鹿台和钜桥。周朝各地进贡物品作了具体规定，包括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合称“九贡”。遇有战事，又要征用牛、马、兵车和其他军用物品，称为“赋”。

春秋时期，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此后，又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从而使税和赋合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一般税率为“什一之税”，为亩产的十分之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口征收头税（人口税）。统一后，秦朝还征山泽之税、盐铁之税和市税，即工商税。秦王朝征收的税赋数额达到农产品收入的大半，迫使农民起而造反。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建国后，实行轻徭薄赋，田税十五而一。汉文帝鼓励农民生产，于公元前178年减收当年田租之半，又于公元前168年复减收全国田租之半，第二年免除民田的田租以“劝农”。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正式定三十税一。这一税率，经西汉之世没有改变。东汉的税赋制度，大体沿袭西汉三十税一制度，但东汉又增加人口税。以后各个朝代，都征收田税和按成年人征收丁税。明朝张居正将田税和丁税合并征收，称“一条鞭法”。清朝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将丁税摊入田亩征收，以减轻田少人多贫苦农民的负担。清代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田赋和盐、酒、茶税等，并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因而急于开辟新税种，征收厘金，征收的范围主要有棉布、丝绸、南北货等21大类。

民国初期，仍沿用清朝赋税制度。1934年，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制定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例，原有田赋正附税合并征收。商品流转税也沿用清代厘金税旧制，1931年以后，改为征收统税。抗战胜利后，统税改名为货物税。货物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1946年，上海货物税在各税收入中占57．36%，在开征货物税的同时，还开征营业税。当时，因通货膨胀，营业税收入很大。1946年9月至1949年4月，上海市营业税收入为法币2284．4亿元，金圆券26．36亿元。民国时期，还开征所得税，上海开征所得税类先后有交易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和营利事业税等9种。此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额很大。内战期间，财政无法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只得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建国前，各解放区的税赋是不统一的，在农村主要征收公粮，在城镇征工商税。上海解放后，中央还来不及颁布新的税法，仍沿用旧税法征税，对带有敲诈勒索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明令废止。1950年1月，中央颁布统一税制。为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和加强征管工作，1953年政务院修改税制方案，在工商企业中试行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改征娱乐税，征收城市房地产税。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简化征收的办法。1958年进一步简化税制，1973年又将工商企业缴纳的工商统一税及其他税目合并为工商税，对国营企业只征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征工商税和所得税。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

在农业税方面，国家于1958年6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是第一个在全国统一实施的农业税法。农业税的征收以粮食计算，按市场牌价折成代金。1959年为简化手续，将应征粮食数量按规定价格折成货币计算。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采取许多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新世纪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除免征历时几千年的农业税外，还加大对农业的多项补贴，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工商税收方面，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税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把原工商税分为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对企事业单位恢复征收车船牌照税，开征国有企业所得税、调节税、国有企业奖金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新设个人收入调节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流转税改为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上，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增值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消费税全归中央；所得税60%归中央，40%归地方；营业税中的铁道、商业银行总行、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在30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高度集中，除税收以外，国有企业利润也全部上缴财政。全国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在30%以上，30年平均为33．6%。改革开放以后，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以后又实行利改税，国有企业只缴所得税，利润不再上缴。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下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2%。此后，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每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都高于GDP增幅，主要原因是财政加强税收入征管，并开辟新的财源，其次是GDP和财政收入的计算价格不同，GDP的增幅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财政收入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两者差价一般在3%左右，如遇通货膨胀，则差价更大。当前的问题是财政预算外资金很大。以2009年为例，全国财政预算内收入为68476．9亿元，其中税收59514．7亿元，其他收费为8862．2亿元。预算外收入为46408．14亿元，其中：各种收费12999．8亿元，社保基金16116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5910．2亿元，探矿和采矿权收入75．35亿元，发行彩票收入1324．79亿元。以上预算内外合计114885．4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33．3%。大量预算外资金不受监督，容易滥用，并大量成为银行财政存款。因此，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对预算外资金应进行清理，对合规的预算外资金应并入预算内统一管理。(www.xing528.com)

我国财政税收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事权，除国防、外交外，地方承担绝大部分公共服务，而财权则是中央大于地方。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53．2%，而支出仅占21．4%，地方财政收入占46．8%，而支出占78．6%，地方支出的差额，由中央财政以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下放财权和上收部分事权的办法解决。

第二，税收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税收结构是直接税占三分之一，间接税占三分之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直接税一般在60%以上，美国更高达80%左右。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国家向企业征收，而企业又把税收加到产品价格中去，实际上是由消费者负担。

第三，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在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开支过高，公共支出过低。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1%，1995年上升到14．6%，2006年又上升到18．73%。横向比较：德国为5．06%，法国为6．5%，日本为2．38%，英国为4．1%，美国为9．9%。我国行政管理费中，“三公消费”占有很大比重。在社保、教育、卫生中投入的经费，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而我国仅为7%。按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名，在191个国家中，我国居倒数第4位。

第四，中国政府债务风险。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约为人民币2．64万亿元），合计为8．84万亿元，占当年GDP33．5万亿元的26%。按照60%这一欧盟标准，中国政府债务还是比较健康的。但中国政府债务风险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政府。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为筹集资金，加快经济建设，建立了许多融资平台。这些融资平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成为地方政府债务。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0．7万亿，相当于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两倍。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偿还问题不少，其中省级债务偿还余地较大，主要是省以下债务偿还问题。我国虽然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必须引起重视。

第五，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问题。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但利润大部分不上缴。2010年国有企业利润19870．6亿元，上缴只有440亿元，占全部利润的2．2%，以致形成员工高工资和高管的高年薪。2014年，中央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时决定国有企业上缴利润30%，并降低国有企业高管的高年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