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规管下的国内商业——清朝初期的国营商业经营

商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传说在神农氏时，就以定时、定点为市。帝喾时，已经有商人贩卖物品的事。商代农业和手工业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了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姜太公）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在孟津卖饭。西周的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由官府垄断。春秋时，官府垄断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的足迹遍布各地。西汉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十分活跃，中原地区形成了以商品交易为中心的都市。汉代制定了专门律令，如《金布律》《关市律》等，政府允许工商业者自由发展。随着西汉疆域的扩大，促进了周边地区贸易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通道，中原与西域商业贸易的交流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中国的丝绸使欧亚许多文明大国的贵族和商人慕名前来争相采购，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到了东汉顺帝时，由于羌族反叛，商路断绝。西北商路断绝以后，中国商人或罗马、印度商人改由海路进行贸易，商船越过印度洋，经印尼、新加坡到达广东沿海一带。唐朝时，由于水陆交通日益发达，相继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商业都市。其中长安的东西两市有商行数百家，西市还聚居西域胡商和外国商人。“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扬州和成都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在中小城市和县乡之处，还设有不定期交易的草市，南方称“墟”，北方叫“集”。这些草市遍及全国各地。北宋时，商业繁盛，出现了开封、杭州等户口在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除州县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市和镇，星罗棋布于各地，是小工商点；乡村还有更多的定期集市，或称“墟市”。商业发展到很大规模，店铺林立，天南地北的商品数量丰富，品种繁多。城市中设置的商业同业组织，称为“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有各种行规。明朝时，手工业和原料产地分离，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全国有较大商业城市四十多个，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清朝初期，受闭关政策的限制，国内商业活动以各地区粮、棉产品交换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市场。大批外商纷至沓来，在华洋行数量持续增加。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外商雇用一批中国人充任买办，为其承担进出口贸易的媒介、经纪、代理、经销及承购、包购、包销等职能。甲午战争后，辐射全国的洋货推销、土货收购网络逐渐形成，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类大小不等的批发商、零售商、收购商和转运商，成为晚清商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上海、天津等主要通商口岸，民族资本家队伍已有一定规模，并与民族工业资本家联手组建了商会组织，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各项权益。民国时期，在民族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一批新型近代商业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叶，近代商业已有很大发展，上海著名的四大环球百货公司都是在这一时期开业的。繁华的南京路，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

以上是我国四千多年商业发展简况。商业的发展，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决定流通，但流通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生产起决定作用。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时说：“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是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他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6页）流通的扩大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生产的发展也要流通来实现。如果流通阻塞，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便不能继续前进。

全国解放前，由于长期受战争的影响，市场商品紧缺，物价上涨。特别是内战期间，消耗大量物力财力，国民政府无法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遂采取大量发行纸币的办法，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全国解放后，各地相继成立国营商业公司，组织商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到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统一，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但我国仍处于紧缺经济情况。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实施，国营商业对粮、棉、油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国家十分重视商业，提出国营商业要按照“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组织好商品货源，保证市场供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一整套商品批发和销售系统。工业品从收购到调拨有三道批发站，一级站收购调到二级站（地市级），再由二级站分配到三级站（县级），最后批发给零售店。这种多环节的商品流通，容易造成“大通小塞”，很多小商品供应不上。在工业品收购方面，采取统购包销的形式，也有很多缺陷。主要是：①工厂生产的产品，由于有人包销，也就不大考虑自己的产品怎样适应市场需要，不利于促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②生产与销售分离，工厂不知道市场情况变化，难以适应市场要求，容易造成产销脱节、货不对路；③以产定销，全部包下来容易造成库存积压。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商业部曾提出“工业部门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口号，结果是造成产品大量积压。1957年，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对增加市场农副土特产品和小商品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以后，由于“左”的倾向，自由市场又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以后，商业部门改变了购销形式，按照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计划收购和选购两种形式，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市场供应紧张的主要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工厂在完成计划以后，如有超产，可根据供求情况由商业部门增加收购，也可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计划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由商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进行选购。超计划生产部分，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这种改变使工业同市场的关系更密切了。工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商业可以根据需要来组织收购，有利于加强产销结合。(www.xing528.com)

商业部门改变收购形式以后，要加强对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做好市场预测工作，并积极帮助工业部门按市场变化调整生产。当市场销售发生暂时性变化时，要发挥商业部门的“蓄水池”作用，适当增加储备，以免生产大起大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65页）这种改变，对工业部门的要求也更高了。工厂要把自己看成是商品生产者，既要重视生产，又要重视市场，加强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使自己的产品更能适合市场需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把市场称为“买主市场”，资本家想要使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就必须千方百计地使产品适合买主的需要。工业部门在生产管理上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一般地说，工厂规模小，产品的品种多，在市场发生变化时容易调头转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既有大型企业，也有若干中小型企业，以适应经常变化的多种多样需要。香港大多是小厂，平均每个厂只有20人左右。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营商业相继撤销了各级批发站，工厂可以直接销售。各种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健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市场上的零售商店也有很大改观，大型商店可以直接向工厂进货。20世纪90年代以后，超级市级市场很快发展起来，大、中、小城市都有超级市场。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实行统一进货，更显现代商业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