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程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和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逐步得到形成和发展。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年代，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却不相信有一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存在。当时的一些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者错误地认为，只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经济中，才存在客观经济规律，才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布哈林在1920年初写成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明确写道：“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都消失了……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政治经济学消失论”的观点形成以后，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风行一时，但也有不同的争论。1924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莫蒂列夫编写了一份教学大纲，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还是过渡时期经济问题都可以包括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之内。这个意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这是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同苏维埃经济理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1925年1月，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了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讨论会，斯切潘诺夫作了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专题报告，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提供的不是某一个别经济时代的理论，而是对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交替的理论。但在参加会议并发言的14位院士和著名学者中，只有2人赞同，其余的人都坚决反对。1929年10月苏联出版了《列宁文集》第11卷，首次公开了列宁遗稿《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列宁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作了批判，例如，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列宁说：“不对，甚至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也有ⅠV＋m与ⅡC的关系吗？”这是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的决定性打击，从而结束了“经济学消失论”的争论。

列宁评论的公开发表，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非常活跃，报刊上出现了一批集中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争鸣文章。作者都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托夫斯基认为：“苏维埃经济理论是过渡时期生产关系的学说，在研究苏联生产关系运动规律时，苏维埃经济理论不能不把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动而在苏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当作自己分析的对象。”1931年，沃兹涅辛斯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他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顺序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计划、苏维埃商品流转和货币流转、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劳动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生产费用和社会主义积累、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劳动生产力布局和联合制，要消灭阶级和分工，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1936年秋，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材”的决议，对建立一门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波里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篇，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基本阶段；第三篇，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第四篇，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本问题；第五篇，流通、财政、预算等问题；第六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沃兹涅辛斯基提出的研究顺序到波里林提出的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此后，组织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若干个不同的方案。1941年初，斯大林阅读了不同的方案后，邀请一批经济学家和党务工作者到他那里，他谈了自己的一些原则性意见和建议。斯大林谈到价值规律问题，认为在苏联，价值规律仍起作用，但又认为，由于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剥削制度不存在了，所以没有平均利润率规律，价值规律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只是作为“改造过的价值规律”而存在并起作用。194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讲授中若干问题》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发展的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支配生产和必需消费品（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分配的规律。文章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一篇，应当考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问题，还应说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个重要方面、特点及各个经济规律的性质。编写和修改工作被战争打断，直到战后，这项工作才得继续，终于在40年代末完成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待定稿。

1951年11月，召开了教科书待定稿的经济问题讨论会。1952年2月，斯大林看过待定稿和讨论材料之后，发表了10点书面意见，充分肯定了“教科书待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并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①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②提出两种公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③说明了价值规律仍然发生作用，但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其作用和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斯大林将以上意见，连同批评雅罗申科的错误（雅罗申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是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力组织理论、国民经济计划理论）的文字和给诺特京的信合成一书，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名公开出版。

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集体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终于出版。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由三部分组成：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本教科书，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作为客观规律来解释，第一次试图揭示这些规律的体系，表明各个规律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的作用机制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作用。

根据苏共二十大和随后的中央全会决定，苏联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修订。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积极参与。1959年发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www.xing528.com)

苏联经济学界于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期，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进行两次大讨论。经过两次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客观存在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如何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找出某种协调联系，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1962年9月，哈尔科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如何改变现行计划经济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经济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了系统建议。其中主要有：扩大企业在编制生产计划和使用奖金等方面的权限；奖金与利润指标直接挂钩；增加制定新产品价格的灵活性；等等。这就是有名的“利别尔曼建议”。“利别尔曼建议”公开发表后，在苏联经济理论界和实际业务部门引起极大的反响。不少经济学家支持利别尔曼的观点，认为利润应当成为主要计划指标；有利润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动态，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开展讨论，苏联经济学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1965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柯西金作了题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要点如下：①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新体制；②扩大企业独立自主，减少上面下达的指标，广泛开展企业间的直接联系；③利用利润、价格、奖金、贷款等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等。即“柯西金—利别尔曼模式”。这个模式在苏联引起很大争论。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模式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传播，中国经济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斯大林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注释。在毛泽东同志提出“双百”方针以后，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与人口问题两个大讨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一般都接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把计划经济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支配的，价值规律仅被用来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在1956年11月28日发表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对以上观点进行挑战。对孙冶方的观点，经济学界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就出现了我国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一次大论战。

1951年初，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他著名的“新人口论”，立即受到了批判，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出现的人口问题的大论战。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国家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当年11月，中央在郑州会议纠“左”时，毛泽东同志针对“共产风”的问题指出，他们在许多地方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又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此后，经济学界又开展了第二次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大多数同志比较一致的认识到，价值规律是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必须承认和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1961—1964年，经济学界以价值规律和经济管理的关系问题开展第三次大讨论。孙冶方提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就是依照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按价值规律办事。他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还提出，抓住利润指标这个“牛鼻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利润挂帅，批判“唯生产力论”，经济学界大多数人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经济学界又举行了第四次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起调节作用，但在具体认识上则有所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调节者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孙冶方则进一步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为了更好地认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必须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编写问题。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全国经济学界开始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195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提出了突破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反映我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指导思想。此后，不少单位着手编写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孙冶方主持编写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应按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顺序来研究，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生产过程。孙冶方在主持编写的过程中，进一步把理论深化和系统化，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系统讲授。可惜的是，他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直到他去世还未完成。60年代初，全国先后编写成13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并在北京举行集中讨论。1962年以后，全国越来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会科学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更使经济理论研究陷于停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中国经济学界重新活跃起来。1984年9月，在苏州举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六本专著的主编和其他一些独立成书的作者，在会上介绍了各自的体系设想和理论根据。有的主张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倡导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建立自己的体系；有的主张从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出发，按理论专题排列来形成体系；有的设想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着重分析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等等。此后，虽然有一些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版，但在认识上大多局限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历史的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运动着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及其理论体系，只有在社会经济改造不断深入以及我们对它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才会逐渐地形成和完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被突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在此情况下，重新研究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将更加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