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估计结果的分析处理

分别采用混合效应及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工业生态化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下表6—2。

表6—2　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为模型估计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经统计数据计算结果所得。

从上表可以看出，混合回归及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9158和0.9364，说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混合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更好，因此下面将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来解释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各指标因素的意义。在六个影响因素中，工业总产值(gvio)、产业结构(istr)、能源结构(estr)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负，能源效率(eef)、科技进步(tinn)及外资利用(fcap)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正。(www.xing528.com)

工业增加值(gvio)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产出的扩张对生态化生态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工业增加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将下降0.0364个百分点。正如前文所说，产业生态化是产业从最初的情形1经过情形2的演变逐步向情形3转变，产业生态化从工业文明型历经转型过渡型最终走向生态文明型，在这个过程中产出变化由增到减。由于目前中国工业生态化总体上处于转型过度阶段，此阶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有所提高，但其关注度却并未超过对产出数量增加的追求，产出向数量上的倾斜导致了其对生态化生态效率的负面效应。

产业结构(istr)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负，重工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将下降0.0281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越大，对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也越大。由于重工业多以钢铁、水泥、汽车等生态包袱重、能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多的行业为主，而这些行业在短时间内都会是工业发展的主体，影响中国工业的生态化发展。

能源结构(estr)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负，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每增加1%，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将下降0.5611%，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对生态化生态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是阻碍工业生态化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煤炭等化石能源一方面在开采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生态包袱，破坏了原有的地球生态环境，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及CO2，逐渐接近并超过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最大阈值。

能源效率(eef)、科技进步(tinn)与外资利用(fcap)在10%的显著水平上对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影响为正，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9、0.1232和0.0256。说明能源效率、科技进步与外资利用每提高1%，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将分别提高0.0159%、0.1232%和0.0256%。在三个正向因素中，技术进步对工业生态化发展正向带动效应最大，通过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付代价，这一结论与前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也一致;其次为外资利用，较好地吸收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业生态效率，这一结论与汪东(2011)结论一致;能源效率在三者中影响相对稍低，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工业生态化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