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对比分析

前文主要分析了2005—2012年间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均值变化及其效率损失的分析，是对工业生态化效率静态的分析。因此，下文测度样本区间内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的动态结果，并采用GML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环境与生态约束条件下的生态化生态效率变化及分解情况进行分析。

5.3.2.1　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变化趋势

下表5—5给出了2005—2012年间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值。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生态化生态效率均值在样本区间内呈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全国生态化生态效率均值由2005年0.831%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0.774%，之后总体上又上升为2012年的0.796%，虽然该值仍低于初期水平，但增长趋势有利于工业生态化的转型。这种“U”型变化趋势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相符:2005—200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迅猛，高投入、高耗能经济增长方式带来高占用与高污染等问题，虽然政府部门也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但经济增长的主线使得中国经济整体上生态化生态效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工业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节能减排等生态环境约束力加强，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也出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各区域生态效率变化趋势各有不同。东部地区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0.822%上升至2012年的0.872%，且最高达到2010年的0.915%。虽然在2008—2012年间效率值仍然有所波动，但结合全国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亦是可以解释的。中部地区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呈总体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0.814%下降至2012年的0.699%，下降近12.9%。近年来，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虽然较快，但仍未赶超东部地区工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作为沿海省市的产业转移地，很多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被转移至中部地区，尽管这也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部地区工业生态化发展，这也是前文中中部地区工业生态化转型形势最为严峻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与全国生态化生态效率均值变化情况类似，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即从2005年的0.856%下降为0.698%后又上升为0.804%。因此，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效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与中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以中部地区更为明显(见图5—2)。要提升中国工业生态化转型的整体效率值，在保证东部地区效率值不降的基础上，关键要做好中西部地区工业生态化转型，保障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重发展是工作的重点。

表5—5　2005—2012年中国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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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05—2012年全国及三大地区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变化趋势

从单个省份地区来看，各省份生态化生态效率变化趋势各有特点，但所有省份中仅天津在2005—2012年间一直处于工业生态化有效状态，其他省份仅在某些年为生态有效。其中浙江除2005年外，其余7年生态效率值均为1;河北与四川连续5年生态效率值为1;广东、山东、新疆、山西与青海8年中有4年生态效率值为1;江苏3年生态效率值为1。结合样本年间各省效率均值，中国工业生态化转型过程中效率值居于前10位的省份、地区分别为天津、浙江、河北、四川、广东、山东、新疆、山西、青海与江苏。其中东部地区省份6个，西部3个，中部仅1个，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与全书分析一致的现实:中国工业生态化转型东部快于西部快于中部。

5.3.2.2　工业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前文将考虑生态包袱(占用)的工业生态化效率与未考虑生态包袱(占用)的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进行比较，下文将继续对环境约束和生态约束下的工业生态化生态效率进行分解，利用GLM指数对2005—2012年间中国工业生态化效率分解为纯效率变动(GPEC)、纯技术进步(GPTC)、规模效率变动(GSEC)与技术规模变动(GSTC)，具体分解结果如下表5—6。

表5—6　环境与生态约束下两类工业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本书采用了基于全域生产技术集的GML指数具有循环可加性，因此上表中的GPEC、GPTC、GSEC及GSTC数据实际上为各省市区域在样本区间内的累积变化值，反映了中国工业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和技术规模在生态化转型中的总体变动趋势。

由表5—6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环境约束下还是在生态约束下GML全要素生产率值均大于1，说明中国工业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长趋势。具体来看:在环境约束下，全国平均增长指数为1.037，这意味着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3.7%;而在生态约束下，该增长指数为1.025，较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增长低1.2个百分点，这也表明不考虑占用对生态环境影响时高估了工业生态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占用的存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结果也同样体现在纯效率变动、纯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动及技术规模变动上。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生态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平均增长0.8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规模效应也在样本期间内呈现递增状态(平均增长0.7%);要素及资源的聚集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规模效率0.6%的增长，但纯技术效率0.4%的增长率，使得二者并未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力。

分地区来看。两种情况下东部地区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是最高的，分别增长了5.5%和4.1%;其次为西部地区，分别增长3.0%和1.8%;中部地区最低，分别增长2.7%和1.6%。这一结果与前文对中国工业生态化转型进程及生态化效率的静态分析结论相符，而且与齐亚伟(2012)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论也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先行区，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也走在前列，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提高等多种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不仅在数量上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尽可能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生态化效率增长落后于中部，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但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优于中部，表明西部是较好的“追赶者”，或者说是在国家倾斜性政策的引导下注重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中部地区却在该方面相对落后。这一解释也体现在三大经济区域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上:生态约束下，东部地区生态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规模效率，其次为技术规模与技术进步，表明东部地区要素聚集程度较高，技术创新及运用情况也很好，只是由于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保护等条件的约束，纯技术效率反而恶化了1.1%;对中西部地区比较而言，中部地区技术进步较快，但技术效率不高，西部地区却刚好相反，技术进步不快，但技术效率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表明中部地区在技术的自主创新上虽高于西部，但对于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做得还不够，而西部地区虽在技术创新上相对落后，但对于引进的生产技术能较好地运用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