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研究进展综述

1.2.2.1　生态经济内涵

生态经济思想最早来源于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Boulding)1966年所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在《即将到来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未来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能否在永久的、自我维持的基础上成功地组织和管理地球宇宙飞船上的物质流动，并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在外来能量(太阳能)的推动下，以循环的方式实现系统内有限物质的无限利用。之后肯尼斯·博尔丁又在其名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阐述。这也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

由于“经济学家把环境看作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地将经济看作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目前并没有关于生态经济的统一定义，但大多数学者都不否认生态经济是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复合系统，并从生态经济系统角度对生态经济做出阐述。著名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1999)认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利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法，去解决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财富分布。莱斯特·R.布朗(2002)认为“生态经济是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是一种能够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是一种能够在不会危及子孙后代需求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求的经济，它具有维系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刘思华(2000)认为生态经济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是利用生态学的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问题和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发展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生态经济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为特征，克服了传统经济理论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发展关系的致命缺陷，是对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显著特征的传统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改造和创造性发展。沈满红(2009)认为生态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经济的系统、生态经济产业、生态经济消费、生态经济效益及生态经济制度等，它是符合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生态产业链规律、生态需求递增规律及生态价值增值规律的经济科学。许志(2014)认为生态经济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及生态简况，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和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与生态文明高度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只有在注重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才能保证经济持久永续发展。

也有学者将生态与经济的复合关系进行升华，从经济及文明发展高度对生态经济进行阐述。周立华(2004)认为生态经济是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后必然要选择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符合文明演进历史。化学肥料的应用推动了农业革命，科技进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生态经济也必将酝酿和推动一场新的革命形态，从而推动和建设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新型文明型形态——生态文明。刘湘溶(2009)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亦即离不开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的生态承载能力相适应，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而这种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的学科就是生态经济学，支撑这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就是生态经济。张薰华、王岩(2014)在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阐述中认为生态经济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新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要遵循生态规律和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律，将经济与生态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生态经济规律进行社会再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丁开杰等(2006)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经济的重要性，认为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系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自然物质基础。生态经济建设应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地位，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

1.2.2.2　生态经济研究内容

1.生态经济思想及理论研究。徐中民、程国栋(2011)从整体性角度出发，总结了生态经济学在基本思想、主要问题、学科演替和未来研究主题中所体现的整体性，认为生态经济的核心观点是将社会经济系统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同意生态学观点上对经济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定义，即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局部，生态系统视为整体。李周(2008)对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作了全面阐述，认为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三，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及核心内容的改变，进一步丰富、完善和优化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及研究历程，也为未来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应用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2.生态经济方法论研究。张谊浩(2007)通过将生态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比较，认为生态经济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它囊括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各类经济学流派，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的思想和方法。随后从价值多元论、模型假设、边际替代分析、市场偏好、社会价值以及生产本质各方面对生态经济赋予了新的理论含义，其分析方法更具综合性、渗透性、合成性、动态性及现实性的特点。刘薇(2009)通过对区域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进展的回顾，将区域生态经济研究重点归纳为生态价值、生态经济规模、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梳理了区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生态足迹、生态效率、能值分析及模型研究等生态经济主要分析方法，并将区域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未来区域生态经济学研究应更加注重理论上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方法上整体性与多元性、传统文化及各种不确定性对区域生态经济的影响。

3.生态经济模式研究。江西省社科院课题组(2008)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模式进行探索，详细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背景、发展思路、建设目标及规划建议，提出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基础，以经济生态化为主攻方向，集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和人类行为方式的生态化转型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及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利用江西的生态优势，统筹鄱阳湖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为欠发达地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杨秦(2013)分别从可持续观和伦理观角度，设计两套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在可持续观下采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条件、技术发展状况及生态文化构建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在生态伦理观下，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从理念、目标构想以及设计目标三方面分三阶段逐步完成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

4.生态经济路径与对策研究。郭琦(2013)对我国生态经济建设路径进行探讨，认为生态经济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建设“两型”社会的需要，并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的角度详细阐述了生态经济的发展路径。在生态农业方面，采用立体生产模式、不同物种共生模式、农业生态园区模式探索农业发展新途径;在生态工业方面，主要包括采用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园区模式，构建节约资源、循环生产、集约经营管理的工业生产体系;生态旅游方面，以了解及体验合乎生态伦理道德的自然景观及相关文化，且不会导致环境资源退化，并使当地居民和相关企业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发展可持续性生态旅游。李琼等(2014)在对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低、政府环保投入以及科技研发费用不足等问题是贵州省生态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未来应从三方面着手实现贵州生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一是生态旅游。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应将生态旅游作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综合考虑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特点，充分体现旅游消费者与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建设衣、食、住、行各自为体又相互依托的生态旅游体系。二是生态工业园。根据贵州城镇化现状，以建设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虚拟性生态工业园三种方式，解决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矛盾。三是生态补偿。着重强调对贵州生态流域生态补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以政府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社会团体筹措资金形成的珠江流域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基金以及市场收费三方面形成生态补偿机制。(www.xing528.com)

5.生态经济效率及水平的评价研究。郭莉、郭亚军(2006)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将生态效率作为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取工业总产值，环境影响价值方面，选取工业废水、废气、SO2、固废排放量、燃煤消费量、原煤消费量、原料油消费量、工业用水量等指标，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环境影响价值，同时结合环保投资指数的计算，将经济系统划分为完全生态经济、不完全非生态经济、不完全生态经济与完全非生态经济四个状态，通过对我国30个城市计算结果的分析认为:厦门、青岛、长春等7个城市属于生态经济型城市，最具可持续发展潜力;兰州、贵阳、太原、西宁是个城市环保投入与生态效率增长水平不匹配，处于完全非生态经济状态;其余城市均为准生态经济型城市，只要找准方向就可以迈进生态经济状态。吴建寨、李波等(2007)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并将其作为衡量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是否协调的标准，通过对生态系统类型的界定，构建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分析了天山北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特征，并以构建的指标体系对天山坡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进行详细计算，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经济已经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黄和平、彭小琳等(2014)综合考量经济增长生态指数及生态效率评价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构建了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生态建设、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在内的生态经济指数指标体系，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10年数据为基础，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经济指数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将指数分为优、良、中、差四类，通过对四类指数的对比分析认为:生态经济指数较高的地区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建设;对指数高但欠发达的地区应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相结合;对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较低欠发达地区，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注重生态建设。张煊等(2014)将生态经济系统分为社会、经济和生态三个子系统，其中经济子系统以资本、劳动、科技及资源投入为投入指标，以经济增加量、经济增长质量及工业污染物排放作为产出指标;社会子系统以GDP产出、教育事业费、医疗卫生费及文化事业费为投入，就业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文化水平以及生活污染物排放为产出指标;生态子系统以工业污染物排放、生活污染物排放以及环境污染治理为投入指标，以废水、废气、工业固废以及生活垃圾处理情况为产出指标，采用改进的网络DEA模型分别对我国省际生态经济系统整体效率及各子系统效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生态经济系统3个层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地区经济子系统效率和社会子系统效率高于西部，但西部生态子系统效率高于中部地区;总体来看经济与社会子系统效率与地区发达程度显著正相关，生态子系统与地区发达程度不存在明显关系，但其却是导致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整体效率低下的关键。孙玥、程全国等(2014)借鉴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能值指标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性能的能值指标，构建了包括能值流量、能值来源、社会亚系统、经济亚系统、自然亚系统及综合指数6个方面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2000—2010年辽宁省生态经济各方面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无论是从能值自给率还是从可再生资源能值比，或是从人均能值量以及能值密度上来看，辽宁省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其生态经济系统属于资源高耗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程度仅为欧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水平。

1.2.2.3　经济生态化

从字面上来看，显然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生态经济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一种经济状态，那么经济生态化就是实现这种经济状态的动态过程。马传栋(1991)指出国家的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伴随着一个经济发展生态化的趋势，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从经济发展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向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转化，即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资源、能源和难以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走一条集约化和生态化相结合的经济生态化道路，以经济生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化。陈美球(2012)认为生态化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荣的客观要求，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生态化中的“化”就是一种趋势和方向，是一个渐进过程，具有运动和变化的特点。生态化并不是简单地提倡维持自然界生态状态，也不是不顾经济利益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而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即生态上的平衡，经济上的有效，社会上的可行和可接受。

对于经济生态化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我国学者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并给出解释。李泉(2004)基于生态经济理论和生态文明理念，对青海生态经济发展制约青海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及第三产业角度出发，对青海经济生态化发展进行初步构想。彭福扬和郑兢晶(2009)认为经济生态化是指自然、经济、社会和人之间的平衡相依、协调发展的状态和过程，是经济要素优化组合，经济结构动态合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相协调，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增长的质量同步，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效益相适，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文化需要同时满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生态化的必要性、着力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明确了经济生态化实验区建设应注意的生态成本内化及协调发展问题，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生产消费等方面为经济生态化的发展指明方向。曹振杰(2013)从深生态学角度出发，对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两种主张进行分析，认为生态经济化仍是建立在浅生态主义的资源观基础上，否定了生态的内在价值，经济生态化更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是深生态主义的一种现实表现，更能有利于区域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安吉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实践，提出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需要遵循的5个原则:生态中心原则、整体性原则、特色优势原则、政府主导原则、公众参与原则。谢高地和曹淑艳(2010)认为经济生态化就是增加一个区域的生态成分，逐步提高该区域生态系统价值，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转变过程。要实现该过程，应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配置和谐化;生产消费全程生态化;生态资产再造与功能激活。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系统实现从生产理念到结构与功能的三重转变:经济生产的目标从追求最大GDP转变到可持续，从单纯追求物质生产转变为物质生产和环境建设同时进行，从单纯提供产品转变为同时提供生态服务。

也有学者根据对经济生态化的理解，对经济生态化水平及效率进行测算。王燕枫、钱春龙(2007)认为经济生态化是经济活动日趋符合生态规律要求，生态技术日渐推广，居民生态意识逐步调高的过程，是追求经济发达、结构合理、资源高效利用，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达程度、经济结构、生产效率、发展潜力、循环程度、外向水平及扩展指标七个方面选取具体指标，构建了经济生态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城市经济生态化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长三角8个城市中，上海经济生态化水平最高，充分体现了其经济龙头的地位;南京超出苏州位居第二，其经济总量虽不及苏州，但经济结构及经济效率却更为合理;苏州经济外向水平最高，但其生态化程度不高，存在较多能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杨方方(2014)按照产业生态化效率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原则，从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生态化水平两方面，选择资本、劳动与能源为投入指标，生态化产业产出情况与循环经济水平为合意性产出指标，环境压力为非合意性产出指标，构建了经济生态化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体系，采用DEA-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测算了江苏省13市经济生态化效率，结果表明:江苏省整体技术变化较大;对现有技术的充分利用和吸收带来了经济生态化中的纯技术效率有效;现有经济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存在差距，导致全省平均要素投入规模无效。

1.2.2.4　文献评述

通过生态经济及经济生态化相关文献回顾，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生态经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支撑，其研究内容已经从单纯对经济系统分析向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分析扩展，虽然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但却也为本文产业生态化评价模型、生态效率测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思路、方法及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