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曾指出,“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只论述了增长本身,并没有说明产生经济增长现象的动因,而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正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核心”。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变迁的核心又在于产权的重新调整。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阐明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落脚点是探寻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决定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技术进步决定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技术进步决定理论、抑或发展经济学的产业结构决定理论,都只重视资源配置的运行层面,而没有很好的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次源泉,即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曾指出,“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只论述了增长本身,并没有说明产生经济增长现象的动因,而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正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核心”。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变迁的核心又在于产权的重新调整。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三大基石,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其中,产权理论最为关键。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存在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清晰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而在制度安排上,由于国家的作用无法替代,因此,国家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负主要责任。(www.xing528.com)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阐明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变迁。此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讨论,但无法否认的是,制度创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摩擦,并且保证了人们的预期投资收益,为推动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激励机制,从而加速技术进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尤其是对制度尚未健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制度创新能够源源不断的释放“制度红利”,促使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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