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沪深两市A股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事件日停牌或在估计窗存在大规模停牌（估计窗观测天数不足90%）的公司，剔除了金融类公司、交易状态异常（ST，PT等）的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为外资、大学、集体或者无法识别的公司，最终研究样本包括638家国有上市公司，5个事件日，共3190个累积异常回报的观测值。为考察假说6-3与6-4，本书进一步加入了其他公司与行业层面的研究变量，并且只保留了受“限薪令”直接影响的央企，研究样本为包括208家央企上市公司的1040个观测值。本书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Wind）外，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根据实际控制人名称与性质进行分类，将总样本划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三类。本书对竞争性与垄断性行业的划分参照Aharony et al.（2000）、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的研究，具体而言，根据2012年版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确立B-采矿业，C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C31-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C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垄断性行业，其他为竞争性行业。
为衡量公司的治理环境，本书参照白重恩等（2005）的研究方法，通过一系列反映公司治理内外部机制的变量，运用主元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生成了一个反映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G_Index。具体而言，选择了以下八个治理变量：CEO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Duality）；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比（Idsh）；高管持股比例（Exe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HHI2-10）；企业是否拥有母公司的虚拟变量（Parent）；企业是否在海外其他市场挂牌上市的虚拟变量（Crosslist）；企业是否属于国有控股公司的虚拟变量（SOE）。主元分析法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以上八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的综合指标，本书将主元分析法得出的第一大指标定义为G_Index。其中八个子变量Duality、Idsh、Exesh、Shr1、HHI2-10、Parent、Crosslist、SOE的载荷系数（loading factor）分别为0.4325，0.1233，0.5415，-0.2110，0.2134，-0.4476，-0.0673，-0.4578。[3]
为衡量行业环境，本书选择了行业年增长率（Growth）、行业竞争度（HHI）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Mktindex）三个指标。具体而言，行业年增长率（Growth）为“限薪令”出台前三年（2011—2013）的年度行业增长率的均值；行业竞争度选择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具体计算公式为：HHI＝
，其中N代表该行业总企业数量，Xi由代表企业i的销售收入，X代表该行业所有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因此HHI越小，则行业竞争性越强，反之行业越趋于垄断性。地区市场化程度（Mktindex）来自于樊纲等（2010）报告的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该指数越高，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即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账面市值比（M／B），具体计算为（总负债的账面价值＋股权的市场价值）／总资产；以及动量（Momentum），即事件1发生前一年股票的年化收益率。此外，还加入了不同事件日以及行业的虚拟变量。根据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除制造业取前两位代码外，其他行业取首位，共21个行业。
表6-1 变量定义表(www.xing528.com)
本书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6-2所示。G_Index为衡量公司治理环境的相对指标，该指标越大，代表治理环境越好。对于行业环境，21个子行业2011—2013年行业平均增长率为76.3%，增长最慢的行业年均增长率为10.3%，增长最快的行业年均增长率为288.1%；行业竞争度HHI差异也较大，最具垄断性的行业HHI为46.18，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为1.24。[4]Mktindex为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的相对指标，该指标越大，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
表6-2 描述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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